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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可使王公领兵，太平之时，自不宜用。因为若用亲王统兵，有功劳再也加封不上去。倘若犯罪，根据国法议处。则伤天满一脉深恩；照顾皇亲，则废朝廷之法规。法式善眼见亲王在军机处行走，便揣摩迎合，完全不顾国家政体，岂不是趋向风气乎？”
对京师旗人屯田塞外的建议，嘉庆帝怒斥道：“如果所奏请的事情成为现实，京城岂不成了一座空城！更是荒谬到了极点。”
之后，嘉庆帝指责法式善声名狼藉，赃私累累，降其职务为编修。
恰在这时，内阁学士尹壮图也提出清查考核各省陋规，整顿前朝留下的许多弊政的建议，指出应明定科条，规范朝廷、地方及军队大员的行为，废除前朝留下的一些坏习惯及政体。
面对尹壮图的奏言，嘉庆帝声明道：“前朝之遗风及政体等怎能全行革除？尹壮图的建议不合政体，实在昏庸。”
遭到申斥之后，这位名震两朝的直言争谏之士仰天叹曰：“曹锡宝幸未活到今日，不然，则蒙羞二次矣。”不久又被革职回籍。
面对一篇篇的奏言，嘉庆帝显得不耐烦了，这些奏言，渐渐地都把矛头指向皇考，实在有损大清的威严和体面。虽然在父皇手下顒琰胆战心惊，如幄幕上的燕巢，但他一生最崇拜的还是父皇。如今，嘉庆帝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诵读《高宗实录》，不得有任何人打扰，诵读一个时辰后，才上朝听政，从不改变这种习惯。到现在，父皇的一些事动辄就被提起并受到责备乃至攻击，他如何能受得了，于是便下诏曰：
“近来言事诸臣，往往不为国计民生，揆厥本衷，大约不出乎名利两途。其沽名者，如议增俸、赏兵等事，若蒙允准，于以市惠于人；不准，则归怨于上，似此居心，其巧作尚可问乎！其牟利者，则请修不急工程，图沾余润。况在宫言官，各有职守。近日并有现任封疆大臣，将他省之事越俎陈奏，或干预京师政务，是欲自见其长，而忘其出位之思。夫以总督统辖两三省，幅员辽阔，其任内应行整理及兴利除弊之事，不知凡几，即殚精竭虑，尚恐未能周到，何暇舍己因而耘人之田？嗣后内外大小臣工，若怀私见，不出为名为利者，断难逃朕洞察，不得不治以妄言之罪。今朕特降此旨，杜莠言正所以来谠论，并非欲诸臣安于缄然，切勿错会朕求正言之意。”
何为正言？朝野大小臣工都明白：皇帝喜欢的即正，皇帝不喜欢的即不正。亲政时的求“直言”而今成了求“正言”，言路又复回往日。
那么，还会有人向皇帝直言吗？
虽然白莲教匪尚在猖撅，但朝野一片稳定，嘉庆帝竟在丧服期间，选起秀女来。暮春选看八旗秀女，而今八月间则选看包衣三旗女子。刑部郎中达冲阿的女儿没有送到宫中让皇上选看，就把她许配给了人家，嘉庆帝知道以后大为震怒，申斥达冲阿目无皇上，并通行晓谕八旗及包衣三旗，在宫中选美之后，才准许婚配。
果然没人指责嘉庆帝。然而真的就无人直谏了吗？
面对嘉庆帝的所作所为，洪亮吉痛心疾首。他经常与法式善等人在一起畅谈国事，慷慨激昂，认为国家富强的出路就在于革新弊政，可是皇上现在却踏步不前甚至反对维新了，这怎能不让志士仁人痛心。洪亮吉在诗中写道：“幸多同志友，肝胆索郁勃，纵谈当世事，喜罢或呜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溢于言表。
洪亮吉和他的同仁们看到，朝中的高官，地方的大吏，乃至州官县吏，只是贪恋官禄，贪图钱财，哪个为国分扰为民着想？洪亮吉更多一层烦恼，他的老师，他过去崇拜的偶像，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也是装聋作哑，明哲保身。
洪亮吉想：我何去何从？只要我不吭不响，我就必然官运亨通，我刚到北京连升二级就是明证。那么我洪亮吉也是贪图富贵的人了？可是，如果我向皇上进言，我面对的是整个腐败的社会呀，面对的是已经倒退了的皇上呀！何况虽然有些人也指责贪官污吏祸国殃民，但是如果你奋臂疾呼，挺身战斗，他们就会龟缩起来，甚至还要反过来讥笑你，说你逞能。如今那些腐朽的官僚们已经麻木，国人士子也都趋吉避凶，我若有所直言，必定会落得可悲的下场——这是必然的，他们一定骂我是傻瓜蛋，憨蛋，疯子，狂徒。
我还是回归故里，过悠闲自在的生活吧。于是他决定九月二日叩送高宗纯皇帝梓宫后即收拾行囊，回归故里。
可是，乞假获准后，一个月中洪亮吉都寝食不安，特别是听到川陕官吏偶言营情弊时，感叹焦劳，有时竟至彻夜不眠。最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以为自己曾蒙二朝圣上恩遇，不当知而不言，他写了一首小诗名《自励》道：
宁作不才水，
不愿为桔槔。
桔槔亦何辜，
俯仰随汝曹。
校枒适当时，
旋转如风涛。
高原多低枝，
感汝汲引劳。
一朝时两行，
弃置眼蓬蒿。
宁作无知禽，
不愿为反舌。
众鸟皆啁啾，
反舌声不出。
岂繁果无声，
无乃事容悦。
依依檐宇下，
饮啄安且吉。
何忍视蜀鹃，
啼完口流血。
八月二十三日，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灵魂的煎熬，他终于作出决定，要向皇上直谏，他不愿做檐下的小雀。这一天，他写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及言时政启》，手抄三份：一份交于恩师朱珪，一份交于恩师刘权之，加一份则交于多年诗友成亲王永瑆。这封直陈时政的长篇大论后人称为《千言书》，全文如下：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这，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瑞、张文和、孙文定等，皆织织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团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大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骄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内署总督苏凌阿昏聩糊涂，贪赃枉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次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资，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王，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才，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偿所举非人，所言非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德，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造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险夷，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可不得也。
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之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支治则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堇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呼？
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