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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说：“华侨在战前，因为受到英美反宣传的影响，更由于重庆政府的欺诈和怂恿，曾有过排日的行动。更甚者，是参加英美宣传和帮助英美攻击日军。这种行为，本来应该以敌人论，但华人数千年来，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长，所以最后能翻然觉悟，痛自反省，而以自愿的态度，发起筹募捐奉纳金。但你们必须深加明了，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们切勿以为奉献了奉纳金以后，各人的责任就已经完尽了，你们必须痛改前非，勇于改过。如果还不理解自己的过错，仍然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页。这篇训话讲稿充分暴露日军的强盗逻辑。
除了赤裸裸地强迫华人交纳“奉纳金”外，日本在占领新马期间更为险恶的掠夺手段是通过大肆滥发军票因日军发行的军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图案，故军票俗称香蕉票或蕉票。日军在马来亚地区发行的军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字样，但是日军战败后这些军用票立即成为废纸。的方式掠夺华人财产，据估算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共印发军票70亿到80亿元。《日本滥发军票与搜括物资一斑》，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页。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新收复接管新马的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此项军票，因此，日本发行的军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据1946年1月调查统计，仅新加坡一地普通华人和华人商会军票损失达270822000元。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在日占新马期间，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上述数种。岁月的流逝虽然冲淡了众多受害者对当年日军暴行的痛苦记忆，但有心人前赴后继的调查与研究将给历史留下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三、 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询局对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登记，南侨总会成立新加坡市内外调查委员会曾逐户分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体鸣冤委员会也对受害情况做了一些登记，许云樵教授经过20余年的艰辛努力，到1971年时已寻找调查到新马华人殉难名单8500个。但是，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战后新马地区华人受害调查同亚洲其他受害国一样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充分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引起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踏上了漫长的调查日军暴行的征程，在这一群人当中，马来西亚华人受害幸存者孙建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2年3月16日，在日军一次大屠杀中，当时只有7岁的孙建成全家有9个亲人惨遭杀害，他由于机智躲避才侥幸逃脱日军的屠杀。在日本友人的鼓励下，1985年，他开始参加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1992年，他发起成立了“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呼吁受害华人积极协助提供受害事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经过近10年的努力，他调查搜集了560余份受害华人的资料，其中屠杀受害调查210余份，建筑“死亡铁路”受害调查120余份，军票受害调查220余份。另外，新加坡华人柯冰蓉女士长期以来一直热心参与受害调查，本书收录的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等8名新加坡受害华人资料则为柯女士提供。由于孙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艰苦努力和执着追求，为我们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一幕幕惨案的历史真相，为人类共同反省战争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调查新马华人受害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来自于加害国日本的部分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参加和推动了新马华人受害事实真相的调查。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岛伸欣先生，在他还是一名中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到马来亚半岛调查二战期间日军暴行。据了解，20余年来，他先后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达上百次，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马来亚半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有利条件，在日本国内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如他曾调查发现一份原日军《阵中日记》，该日记中记载1942年3月日军在森美兰州一个乡村就屠杀居民1500人。另外，日本“想念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牺牲者铭刻于心”组织，每年8月都邀请亚洲包括马来西亚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举办证言集会，日本横滨的亚洲论坛组织也自199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证。实际上有许多有远见的人们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能真诚面对悲惨历史，以寻求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之间的真正和解。
四、 历史是一种责任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马来西亚日军暴行资料已相继出版多种，如，1984年许云樵、蔡史君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业霖主编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2000年出版的《奉纳金资料选编》；1999年出版的冯仲汉主编的《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这些资料集对我们深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在汇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是孙建成和众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劳动。从1992年12月开始，孙建成先生便开始调查搜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个体受害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每份投诉资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点、受害事实和投诉人联系地址，而且还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诉人照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份资料汇编并不是全部新马华人的受害投诉，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资料，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资料已足以让我们震憾不已！
本资料集共编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遭日军屠杀的投诉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华人的受害调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总共蒙难人数为687人。第二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被强征建筑“死亡铁路”的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华工在建筑铁路时死亡。第三部分是关于华人军票损失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记具体数额），虽然同孙建成联系的军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则未能前往登记（据报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余名报名，但实际前往登记的人只有50余人），仅就其登记的226份投诉资料统计，其军票数额已超过850万元。在编辑每一部分投诉资料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有关投诉材料的背景，我们还编辑了同部分投诉材料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诉人相关背景资料的列表。
由于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资料初稿几乎全都是手写记录的，且多为口语化语言，文字则有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三种文字，这给我们的整理编辑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作如下几点说明：1。 关于语言文字。全书原则上统一译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马来文或英文时，如果有比较准确翻译的我们将它译成中文，无法确定者则保留原文。另外，由于投诉资料均为手写体，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会出现差错。一些人名中无法确认的字，则以“×”或“某”代替。2。 关于语言的表达方式。由于用语习惯，新马华人有许多称呼和用语同我们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如自行车在新马一带则被称为“脚车”，卡车被称为“罗厘”，日军则被称为“蝗军”，为了便于国内读者阅读，在投诉材料中，我们都将此类名称改为习惯用语。另外，在忠于原文和投诉人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对投诉材料作了一些改动，对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作了修正，对一些表达过分口语化的用语也作了适当调整。在军票投诉资料中，许多投诉人投诉内容有许多表述语句相同，我们则作了必要的删减。而对于所附新闻报道，其内容和用语我们则完全忠于原文，未作任何改动。3。 关于图片的使用，在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材料中，绝大部分都附有受害人或投诉人的照片，原则上我们以收入直接受害人的照片为第一选择，没有受害人照片的情况下则收入投诉人的照片。4。 关于部分投诉材料的处理，在孙建成搜集的投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