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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辩”，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正式发端。
“和同之辩”在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传中，有一段齐国大夫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他认为面对君主的意见，一个臣子不能因为君主的好恶而“附和”之，应该是君主认为可行的而其中有不可行的，臣子要指出它的不可行之处，而使其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子应指出其可行的方面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这就是“和”的政治思想。这个“和”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一些现代政治文明的意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和”文化思想繁荣鼎盛期，此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提出了相应的“和”文化思想理念。
在儒家学派代表中，孔子将“和”的思想运用于人伦社会的道德修养中，在《论语》中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以此来区分人，并进而倡导一种“中和”的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学派孟子把“和”文化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孟子观点中，“人和”是与“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
儒家学派荀子也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的观点，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在儒家学说的其他作品里，关于“和”文化的思想亦很丰富。《尚书·尧典》在说到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诗经》中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
在《周易》中，“和”文化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中提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道变化使得原有的人的关系和地位都发生了变革与冲突，这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和太和”，只有“保和太和”，万物才能生长，万国才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把“保和太和”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来弘扬。
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和”文化侧重于“治人”和“治国”，“和”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民之间关系的一种智慧。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教化、治国体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也都十分注重“和”文化思想的研究和应用。
道家不仅强调“和”的人际关系作用，而且还从生成本体上探寻“和”的作用。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从整个宇宙来分析事物的生成，三生万物，万物是阴阳“和成”的。
道家的另一代表庄子也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道家学派用“和”的思想开创了万物的本体论，确立了原始朴素的唯物史观。
墨家学派代表墨子认为“和”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和原则，是其不分裂的聚合剂。
墨子认为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而“兼相爱”天下就能“和谐而治”。
先秦诸子百家的“和”文化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强调“和”的协调整合功能，调解矛盾的各个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其独断专制的做法是与“和”、“和合”精神不相符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和”文化思想只能以一种“潜流”的形式续存下来。
第一部分 第15节：共和（2）
到了汉朝，统治者吸取秦王朝“任刑而不尚德”而被推翻的历史教训，提出“刑治”和“德治”并以德治为主的统治原则，如体现在民族关系上的“和亲”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兴起的自然（天道自然）与名教（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论争中，玄学家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唐朝时期，盛唐的官府机构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
到了宋、明时期，“在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日常生活的良知体验中达到和解”《“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漆思，《江海学刊》，2006年02期宋明理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北宋的张横渠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在《正蒙·太和篇》中专门讲“和”的思想。南宋的朱熹在注释《周易》中，也发挥了“和合”的思想，在朱熹的理学中，讲到人是怎么来的时，他提出人实际上是“气和理的和合”。
在清朝时期，人们对“和”文化思想崇尚运用到皇宫大殿上，故宫三大殿就贯以“太和”、“中和”、“保和”的名字。
到了近现代，中国历次革命都试图要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和”文化思想主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共和”。建国后中国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在21世纪初提出了“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的理念：对内寻求和谐，力求建立天地人伦和谐发展的空间；对外寻求和平，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顺着“和”的思维去认识和实践自然以及社会对象，形成了独特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并贯穿到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当中。
在儒家“和”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加之道家、墨家、理学等学派的补充以及后来各个时代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和”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包含了这些内容：“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自然观；“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和谐相处”的社会伦理观；“和平交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等。
“和”文化思想作为中国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维特质与思维范式，对中国文化、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长久以来，‘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整合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国家的民族和谐统一；生态上‘天人合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政治上德法并重，追求‘政通人和’；经济上厚生利物，注重生态循环；思想文化上兼容并蓄，‘和’解佛学、西学等外来文化，使‘中和’审美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准则。”《“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漆思，《江海学刊》，2006年02期。
“和”文化思想与思维方式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态。“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睦和美”、“和平共处”等“贵和”思想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和”文化思想观念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和”铸就了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有研究者认为：“我们中国、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我们是从‘和’而来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构成了中国人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