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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这次被送往北京；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他在棉裤里藏了60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动态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着重让他学习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时；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实际表现的；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还反复以同是名列44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交代了私藏安眠药片的来源。原来；他在山东解放军军官训练团期间；以失眠为由；多次向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积少成多；并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他一再表示；自己再也不干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了。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2）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促使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在功德林一号管理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当初是表现最差的一个。黄维原是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生。十年内战时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后来接任陈诚精心培植的第18军中将军长；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官也越做越大。他被俘后；死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他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无罪可悔”。在学习中；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1952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解决之后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为了逃避改造；在监狱内他多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想以此作为捷径；幻想得到人民的宽恕。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关押期间我们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注射进口的链霉素。周总理办公室也多次询问黄维的病情，并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这4年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有了兴趣。病好以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生动的事实教育；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过程；他作了这样一段总结：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加之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1959年；黄维被转到秦城监狱。这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8年4月；黄维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
1975年3月；黄维随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释放。黄维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如果没有我们的精心照顾，他恐怕早死了。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黄维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进行抢救。中央领导指示公安部，要确保黄维的生命安全。公安部还派了两位同志赴东北具体了解黄维的治疗情况。在各方努力下，病危中的黄维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令黄维很感动。他激动地说：“听到我被特赦，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黄维还当场做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黄维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3）
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82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5年的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4年以后；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1）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现抄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