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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力量最终将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 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但即使是在这条导向政治灾难的道路上，晚清的改良并不是不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曾尝试寻求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问题。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 年出现的民族危机中十分练达地处理好了与朝廷和洋人的关系，既表示了对朝廷的忠心，又安抚了洋人。两位于1901 年7 月间向皇太后上书，提出了一个与1898 年百日维新时期相似的宏大改良计划。在上书中他们委婉地陈述了几个严重的事实：“民意和30 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羡慕外洋的富庶而耻于中国的贫穷。”他们羡慕外国军队的纪律，钦佩海关司办事人员的绅士风度，外国租界治理的井然有序也令他们叹为观止。此外“叛党”的势力亦日益嚣张，革命党人开始散布颠覆政府的主张。这两位提出的改良方案条目之多前所未有，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培养新一代精英着眼，教育仍被视为当务之急。
教育：新式学堂和新式学者
这一教育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更为有效地培养和遴选官员。它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惠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普及教育，也不是推行有益于个体中国人发展的开明教育。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安抚那个时代正在任期内的学者型官僚和用传统方式培养的应试举子。这两类人都对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莫大的依恋。解决方案是一种妥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行政建制级别相应的各级学校，分别设在县治、府治、省会和京师，形成四级体系；这一教育体系与传统科举制度并行不悖，学生最终进入科举考试体系以接受国家的选拔。10 年之后，由公众捐款支持的新式学校便被用来取代了科举体制。同时，该计划也希望两种体制能够并行不悖。新式学校的考生与用传统方法在私塾里培养出来的考生将同样能参加定期的考试，而考试内容将会有所更新。八股文将被首先废除，上日式的书院将改建成政府办的学校。
不幸的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传统私塾教育方式准备应试科举、进入仕途会继续保有费用低且更方便的优点，因而比耗资巨大、历时数载的新式学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大多数举子对政府办的新式学校都敬而远之。而另一方面，在活跃的具有近代化思想的年轻人中，新式学校面临着外国基督教传教团在一些重要城市中建立的教会学校的竞争。到1905 年，新教传教团拥有大约389 所“中、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其中有1 ； 5 万名学员就读。这些机构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通过扶植基督教、宣传个人主义、推动妇女教育和全面提倡西方生活方式，正在设立一个革命的典范。这些机构拒绝让他们的学生祭孔和参拜皇帝，而新式学校是有这些要求的（清廷的针对性举措是不接纳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仕途）。中国的私立近代化教育也在此时开始。1 例只年，北洋水师学堂一位精干的毕业生张伯菩在天津开办了一所中等学校，后来他取得一块土地扩大校园，到了1 酬为年发展成南开学校（即现在的南开大学）。面对固守旧式科举制度的保守派和支持教会学校及私人学校的新派人物之间的竞争，张之洞于1903 年得出结论，认为除非旧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通向仕途的选择得到废止，新式学校既不能保证自已的生源，也难以得到民众的经济支持。1905 年，在各省大员的敦促下，废除科举的伤令终于在第二年得以实施。现在，政府教育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新式学堂上了。1906年，政府成立了教育部来监督这些新式学堂。
师法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要求在中学以上的学校里通过专业化教学为政府机构提供专门人员。以日本的学制改革为榜样，1904年制定并颁行的大量细则规定了学生的就学程序，从4 年制的小学开始，经过5 年的中学（初中）； 3 年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可得举人资格）； 一直到太学，即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经过3 年的学习，可得进士资格）。京师大学堂是在1898 年由美国人丁题良创建，他在此之前的1869 年到1895 年间曾任同文馆教习，他当时是西学馆的负责人。京师大学堂于1902 年合并了同文馆。但自京师大学堂以下，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新式学堂普遍缺乏受过新式教育的师资、校舍、设备、基金和开明高效的领导人员。设立大学堂易于设立中学，开办中学易于开办初等学校。整个体制的根基是最薄弱的一环。
地方上的教育主持人同样也从日本那里得到重要的启示。张之洞两次遣使团赴日本考察学制并购买教科书。他开始认识到，要在民间获得人才就必须实行普遍教育。不久，他邀请日本人做教习，这些人至少能与其中国同行、中国学生用文字沟通。他开始视日本为替中国培养新一代教师的理想场所：因为一衣带水的缘故，派遣学生留日比留学西洋耗资要少；又以日本的“文字制度”和中国相近，许多西文典籍已被译成日文，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的计划也较易实行。此外，留学生在日本，中国政府派遣学监监督也相对容易些。
早在1896 年，就已经有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新学于东京。1898 年的维新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留学生于1899 年增加到约200人，1903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00人，1904为1300 人，1905 年底差不多有8000人，到了1906年时，已有1 。 3 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在日本求学。但是大量赴日的人数超过了在东流求学的人数，而求学的人数又远大于最终毕业者。事实上，1912 年以前任何一年从日本知名高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超过700 人。在清朝最后10 年里赴日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大致有一半是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学费，而这笔款子主要是由省级和其他地方政府筹集的。他们通常是在省级新式学堂里读的预科，在此之后随每年一度的使团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们袭用了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立由同省人组成的同乡会。这种同乡会和几个世纪以来由官员、士绅和商人在北京和其他国内主要城市设立的同乡会馆是同一类性质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为新的学制提供了更能激发起团体凝聚力的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式学制将越来越多的青年男性和一部分青年女性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旧的科举制度从未做到过的。正像中国的新式学生生活培养了地方主义和乡土意识一样，这种生活在东京滋养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教育在这种方式下发生着无声的革命。传统经学让位于一种中西结合的学科建制。通过个人准备参加以传统方式命题的3 年一次科举考试让位给全日制的学校生活、更广阔的思想领域和更多的社交与思想接触。新的学制未能造就笃信孔子和听命于皇帝的忠臣孝子，却培养出了革命者。张之洞可以规定学生应当着浅蓝色制服、戴饰有红缨的制帽，并制定一大套繁琐的礼仪要求学生遵守，甚至以此为内容创作了一首校训歌曲。但科举制度的藩篱一经破坏，就再无可能抵御变革的大潮了。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新学的思想内涵至此已包含了许多西学的成分。尽管几十年间中西接触不断加强，中国知识界真正开始吸收西方思想还是1900年以后的事。此前，一位著名的西方小说介绍者林纤已经开始用笔录他人口译的方式创作他改写的狄更斯、大仲马父子、斯各特及巴尔扎克的作品。经他的笔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作品有156 部之多。而这时在渊源已久的文学生活中又加人了严复译注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作品。严复在供职于中国海军时，于19 世纪70 年代遍历各国，对英国尤为熟悉。考察各国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大的秘密在于它的思想。他成了赫青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坚信个人积极的自我实现必须有助于他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生存竞争。严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