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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经常自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这些“民兵”通常领取报酬，并由当地缙绅指挥领导。他们有时会发展为秘密会社或宗教组织，并向当地勒索保护费或孝敬钱。不过，随着官府势力的衰败，这些会社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争斗。就像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各部一样，这些组织也往往由一铁腕人物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于19 世纪4O 年代末组织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不得志者，如客家人、天地会成员、盗贼及流离失所的农民等等。他们于1851 年7 月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于1851 年9 月攻克广西永安州后建立起了军政制度。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一词在经书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农民起义即以此为名号，有些朝代亦采用“太平”为年号，而《 圣经》 译人中国后，“太平”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出身烧炭工的杨秀清（约1820 一1856 年）被封为东王，领中军主将。其余人亦封为北王、西王、南王、翼王，皆受东王节制。
清军久攻永安不下。1852 年4 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于缺少火炮，他们未能取下桂林和长沙，但于1853 年初攻克了武昌，继而渡江而下，于1853 年3 月占领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南京。这是太平天国的胜利顶峰，此后便是互有胜败的相持阶段。太平军曾派大军北伐，因失利而西上太行，又东下临铭关，时值冬季，行军艰苦，最终于1853 年年末迫近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从广西北上，并未在沿途建立起政权机构，事实上，他们也缺乏地方官的合格人选。太平军转战中国的16 个省份，攻下大约以刃座城池，但得之而不能治之。攻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并且建立了六部，但在乡村，其政权仍为军事化的统治机构。
太平天国早期的军事化宗教社会中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禁欲制度。太平天国鼓吹男女两性的贞节，主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妇女亦参加劳动和战一斗，也可以担任官职。太平天国的清教徒式狂热使得他们反对蓄奴、通奸、巫术、赌博、酗酒、吸鸦片和抽烟。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混和而成的奇特产物。洪秀全自称为天父次子而被奉为天命在身的新天子；他的追随者向大众布道井向＿上帝献祭；他们捣毁偶像及儒、释、道三教的庙宇；他们的首条道德准则即为敬畏上帝、耶稣与天王，第二条便是“孝顺父母”。太平天国标榜平等，但其内部却是尊卑有别、＿上下森然。太平天国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于《 圣经》 并未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模式，于是洪秀全与杨秀清像王莽、王安石一样从《 周礼》 中寻求答案。中国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根植于原始经济时期的社会状况，主张每人都为公共财富务尽其能而后各取所需。土地按肥沃程度划分为9 等，农民们按人数分得相等面积的田地，并规定凡居民25 家为一“两”，设两司马负责管理生产、分配、教育、宗教、司法以及地方武装等工作。理论上每个农民战时都是军人，各级官员的体制、称呼亦与军队相同（均田、编户并耕战合一的制度自然均为中国的传统做法）。由于太平天国并未在占领区设立政府，因此平分土地的规定并未得到真正的执行；他们仅在建都南京的最初几年里试图实施过这一计划。各王均有自己的宫室、行政班子以及军队，因此平等的理想也不免大大打了折扣。
洪秀全强调个人作用及超验的神性，他心目中的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白然秩序之上，与传统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过，太平天国的狂热实践却使这一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他们反清辟孔，震撼了整个社会秩序，触犯了保守的七大夫阶层，但同时又未能团结天地会形成统一战线。太平军借用了不少天地会的切口，许多天地会成员还加人了太平军，但天地会于1853 年在厦门及上海起事时，太平军却袖手旁观。太平军低估了盘踞在上海的外国势力，也未发展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同时，太平天国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东王杨秀清为马基亚维利式的人物，他自称天主附体，从而攫取了极高的权力。天王还算比较老实，尽管他自称上帝幼子，却对杨秀清一再忍让。到了后来，东王的势力已驳骚然驾乎天王之上，洪秀全乃密诏北王韦昌辉等回京除杨。韦昌辉趁机大开杀戒，残杀东王及其家属、部众2 万余人。于是天王又不得不诛韦平乱。这时洪秀全当年的老部下已所存无多，于是他又封了一些亲戚为王以巩固其统治。大多数新王均腐败无能，唯有忠王李秀成（1859 年受封）为其中佼佼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领导人。由于清政府垄断了管理国家的统治人才，所以能枚平19 世纪50 年代的起义而得以苟延残喘。这些人再次证明了传统文人政府的优点，也可以说是康熙及历任清帝为国家及文化大一统所做努力的遗泽了。士大夫们宁可拥护传统的异族政权，也不愿接受本族“逆贼贰臣”的统治。最后，汉族士大夫领导的“新军”、尤其是湘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
湘军的主将即是曾国藩（1811 一1872 年），他的一生与太平军起义是紧密联密在一起的。曾国藩于1838 考中进士，之后是在京师的10 年宦海沉浮。1853 年初，他受命在家乡湖南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他以儒家伦理训练湘军以维护“名教”。曾氏出入释儒二氏，主张“经世致用”。他并非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但凭其百折不回的精神首先建立了一支缙绅士大夫队伍，之后又整肃军队，向他们灌输敬上、爱民、立德等道德信条。湘军常常跨省作战，渐渐由防御性组织发展为进攻型队伍。其次，湘军还训练水师，镇守华中一带。第三，曾氏一直盘踞在湖南，于1854 年收复武昌后才离开本省老营。不过，即便是这时，各省依旧是各自为战，各地起义仍然绵延不断。
捻军与回民起义
正当太平军于1853 年崛起于长江流域之时，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地区又爆发了捻军起义。苏、鲁、豫、皖一带原有白莲教的余党，这时发展成为盐袅“捻子”（帮）。他们活动的范围即所谓“九省通衙之地”，虽无名都大邑，但出人方便，不过时有盐袅出没，村民械斗不绝，并且常常还与回民发生冲突，此外水患、饥荒不断，人民颠沛流离。1853 年各地捻党大致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势力之大，许多地区都是只知捻军，不知官府朝廷。捻军不断扩充武备、马匹，并向当地征收赋税，很快发展起骑兵队伍劫掠邻近地区。1855 年，捻军形成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他们使用暗号手势、献血结盟，人伙时还有一套复杂的人会手续，并且效仿太平军蓄留长发。捻军与太平军先后多次合作，但内部一直各自为政，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也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过，捻军首领渐渐建立起晓勇的队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并在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先后牢牢控制了当地的兵勇、平民百姓和粮食供应。到了18 的年，捻军与太平军隐隐然已对清政府形成合围之势。
云南回民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穆斯林自元朝之后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一直很有势力。云南的回民自成团体并时常与外界发生冲突，在争夺铜、锡、铅及金银矿源时尤其如此。当地的清朝官员人数不多，也很难行使政府的权威，如一名从麦加朝圣回国的阿旬，因发现孺家思想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聚众闹事时，官府儿乎无力治理，于1861 年才用招安的方法将之勉强平定下去。不过，云南西部的回民起义在杜文秀的率领下又坚持了十一二年。1856 年杜文秀定都大理，自立为新建伊斯兰国的苏丹。他从缅甸（后者将穆斯林称为Parthay ） 获得军火补给，甚至还于1872 年遣使至伦敦谋求合作，但未获得什么结果。同时，1862 年中国西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回民起义，而贵州的苗民自1854 年以来也纷纷生事作乱。
这几场起义虽然规模不及太平天国起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一时岌岌可危。不过，内地的这些起义仍然无法产生足以取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制度，相形之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倒是趁机在沿海地区大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这场起义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