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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成功地剪除了节度使们的兵权。他设法降低这些人的职务或干脆赐以高官厚禄让他们赋闲养老，从而将军队直接置于朝廷控制之下。通过这些措施，宋太祖消除了使唐朝灭亡、造成五代十国那种混乱局面的藩镇割据制度。
不过，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亦造成后世宋兵面对外侵积弱不振的局面。宋一代的武功远远不及汉、唐两朝。宋朝既未能重新控制北越（安南）地区，亦未能将势力扩展到中亚或塞北一带，甚至连收复辽国在926 年吞并的燕云十六州也遭到了失败，因而不得不向辽进贡30 万两白银、丝帛的岁币。在西北，宋朝亦受到党固族的威胁。党固人在甘肃及河套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并于1038 年定国号为“夏”，史书中亦称之为“西夏”。在一次对西夏的用兵失利后，宋朝亦于1044年开始向西夏输贡。这样，辽、宋、夏三国在军事与外交上就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政府与文官制度
太祖及其继任者在首都设置了一批行政机关，与唐相比，这些部门更为直接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例如，唐朝后期出现的两种机构在此时成为重要的机构，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其一为翰林院，原先是为皇帝起草诏浩的机构，在宋朝成为向皇帝提供咨询的主要机关。其二为兵部。唐时三省中有两省的名称沿袭了下来，其下设六部及其他行政机构，其功能同唐门下省同。另外还有两个重要机构，一为御史台，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整套监察百宫的体系，另一个是三司，负责管理诸如国库、赋税、专卖等财政事务。与唐代不同，宋代牢牢控制了帝国赋税的收入。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总体的经济发展）； 11 世纪早期的政府收人是有唐一代历史最高记录的二倍，开国不久便积累了巨大的收支盈余。
宋时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史无前例的加强。国都开封曾是五代的国都，位处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尽管属于中原腹地，但与长江下游产稻区的距离比长安近了六百来里。宋朝在行政区划方面仍袭唐制，但增加了“道”（后改称“路”）的数目，与唐相比，“道”对州、县的权力也增大了，而且为了避免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道”的管辖面积、行政功能与相应的军事机构与唐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
太祖及其继任者致力于将统治权力控制在皇帝手中并扩大朝廷的权威，这使得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也更趋专制了。因此，中国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常常被称为是“专制的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不过这一说法不尽符实。尽管所谓“天命”理论中蕴含了造反的根据，中华帝国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政权，在实践上当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位时更是十足的专制。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统治。宋朝的主干力量来自于当时发达的文官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日趋完善的科举制度。宦官及百官之外的人员被成功地挡在了政治权力之外。当时规定，高官大员之间不得联姻或同宗任职，并且禁止外戚、妃殡和皇族成员干政，可见当时政府的统治是何等公正廉明。
行政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政府从下层官员中选拨人才并准许高官委任亲属甚至卖官誊爵，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科举制度。从997 年到1124 年，平均每年有200多人通过科举步人仕途，当时1 。 2 万名甚至更多的高级官僚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皆来自于科举。此外，获得功名的人实际上也古据了朝中的显要位置。科举分好几种，其中进士一级最受尊崇。进士考试以策论取士，注重推理与创意，在11 世纪晚期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他考试。当时的考卷以数码代替人名，并且誊抄出来以防因笔迹泄露而发生舞弊现象。
1065 年之后，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分三等，首先是各省举行的乡试，中举者（概率一般为上％一10 ％ ）可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者（大约是10 ％ ）参加殿试，通过者获得进士出身，即可任职为官。落第者往往一试再试，结果新科进士往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七十儿岁的老翁都有，尽管其平均年龄一般为35 岁左右。官员的升迁依赖如下儿个因素：任职的时间、政绩及考锉、科举时取得的功名以及上司的提携等等。按制度，某些高级官员有举荐下级官员的责任。被举荐者不得是举荐者的亲属，但举荐者必须对被举荐者的行为负责，有时甚至会连坐治罪。
文官制度成功地将大量人才收罗进了政府，同时通过诱人的仕途消除了才俊之士图谋不轨的威胁。1148 年至1256 年间的进士中，有一半以上三代均为布衣，可见科举制度网罗人才之力了。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文官制度的成功，后世再未发生陈桥兵变那样的篡位事件。宋以前常有大将、后妃或重臣夺权篡位的事情发生，但9 印年以后的王朝或为异族所灭，或皇室内部争夺王位，但再无臣下篡权并获得成功的事例发生。
经济问题
虽然宋朝比前代繁荣，但在开国100 年后也遇到了历史循环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政府收入在前60 年一直很高，如1021 年甚至高达1 。 5 亿贯，但在此之后便逐渐减少，到了1065 年政府收人只有全盛期的3 / 4 。
人口增长是造成这种衰退的一个原因。在农业国家里，人口增长可以增加赋税，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与粮食生产失去平衡，结果要养活的人口越多，赋税的盈余也就越少。土地兼并也是一个原因，虽然北宋中期以后主要按土地面积征收赋税，但最重的负担还是落在最乏经济来源的小农生产者头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农庄缩小和上地的过度耕种，结果小农纷纷破产或者沦为地主的雇农。地主虽然在理论上亦和农民交纳同样的赋税，但他们常常可以通过与官府的关系免交或少交赋税，这样地主手中的财产越积越多，而国库收人却越来越少。J
但朝廷的开支并未因此而减少。宋朝一如前代，朝廷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奢靡铺张，机构人员越来越臃肿，开支也随之越来越庞大，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宋向辽、夏输送岁币之故，但这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当时岁币虽然高达1500 万两白银，但这还不到政府预算的2 ％。其实更多的钱是花在军队上了。宋朝时职业军队代替了唐时的民兵制度，花费既多，也未产生什么成效。宋军弓马装配差劲，士兵多为破落户子弟，与北方蛮族人精马壮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产生财政危机的原因大约只能是过于庞大的军队了― 截至1041 年，宋朝军队的编制已达125 。 9 万人之多，他们消耗了政府将近80％的开支。
王安石变法
由于财政困难，朝廷无法正常支付官员的薪捧，这挫伤了百官的工作热情，导致了官员的循私舞弊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不过，朋党之争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官员们取代贵族、女主或宦官控制了朝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和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对此官员们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但由于缺乏适当的机制来解决这些分岐，因而往往引起党争或皇帝的干预。1069 年，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神宗（1067 一1085 年在位）委任王安石（1021 一1086 年）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其人很有才能，但性格比较固执，是当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与支持既定体制的守旧派人物针锋相对。王安石一上台便施行了一系列整顿财政、加强边防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一反数百年来的经济管理方法，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诸法。政府在某地买进农产品，又在别地卖出，这样既稳定了物价又可从中得利。王安石规定政府可以贷款给农民，利息为当时很低的20 ％一30 ％ ，这样就打击了与国争利的高利贷者。他还派人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分级征收赋税。此外他还推行了将徭役折为银钱，按贫富征收赋税，通过官办当铺向业主发放低息贷款等项措施。
军事方面，王安石推行了六朝时的保甲法，规定每一保甲须负责一些民兵的训练与装备，并将官马分派民户牧养，每户各出一人充任骑兵。
王安石还增加官学的数量以与私人的“书院”竞争。当时书院是教育的主要机构。此外他还强调科考要注重选拨具有处理实际事物能力的行政干才。类似王莽，他也援引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