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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人民公社成了“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根据发扬群众自发积极性的群众路线而做出决定。典型的人民公社是由一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人民公社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这里一切都接受党的领导。每个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大致等于先前的一个合作社或半个村庄。农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按照规定人们必须在大型公共食堂吃饭。尽管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全部劳动力仍受到严格的控制。村中的男子像军队一样列队向新的生产指标发起冲击，而妇女们则代替了他们在农田里的位置。政府的浮夸风宣传，激起了不了解实情的农民的热情。党希望以此将农民改造为无产阶级，把他们和土地分离开来以建设新型的农业城市。由于拥有自己的上地是中国农家千百年来的执著迫求，反对人民公社的农民自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由于管理不当而劳民伤财，破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场革命终于失败了。政府实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工资制度后生产力不断下降二在人民公社中把劳动者按军队编制随意调动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1958 年12 月，「扫共中央不得不把决策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一级。工资的发放也恢复了以工作量大小和工分为标准的计酬方法。1960 年，农业形势继续恶化，人民公社的权力进一步分散，平均大约40 户人家一起劳动的生产小队成了基本农业单位，私人经营的自留地也得到恢复。1 勿闭年之后苏联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工业生产停滞时期。印年代初期，中国遭受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和苏联撤回援华技术人员等一系列困难。之后好几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处于混乱状态。196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以前减少了大约1 / 3 。人民普遍营养不良。1959 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 万甚至更多。所有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人民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工业生产也停滞不前。政府承认，10 年来不受重视的农业现在应当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了。总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权力造成了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不断鼓励50 年代中国革命中极端主义的发展和“冒进”、“放卫星”的做法。他们认为，马列主义领导团体懂得如何解放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它能够解放中国劳动人民此前受到国内外剥削阶级压制的创造精神。他们相信，一旦党发出号召，群众就会纷纷响应。这种信念当时既未受到全盘否定，也没有得到支持。到了60 年代，中国人民已经懂得如何与共产党政权共处，就像他们和以前历代专制政权共存一样，但他们原来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耗殆尽。更为严重的是，党的上层领导集体和最高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不断扩大。1959 年年中，从“大跃进”灾难中觉醒的一部分中央委员批评了毛泽东不切实际的极左政策。毛泽东挺了过来。他仍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毛主席永远止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毛氏不得不从日常事务退了下来。国内的政策争论从此开始；不久，外交关系上的新情况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外交政策
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这从它的汉语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统治的疆域是“天下”，它代表的国家是中央之国的“中国”。这些称谓显示了中国自给自足、不事扩张的传统。当然对它具有国防战略意义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是例外。50 年代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它囊括了藏族、维吾尔族、内蒙古的蒙古族等40 多个少数民族，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拥有7 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古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继承了一项思想传统，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才能遏止内战和外族入侵，并保证国家的和平昌盛。与同属基督教文化圈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它要求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收复台湾。北京称台湾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收复台湾才能结束国共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
中国国内革命造成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强硬态度。它强调普遍适用的名称，如“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中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帝国主义阵营”做斗争的榜样。在这些话语中，中国新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更大的适用范围内得到了表述。在这种情绪下，中国把苏联看成自己的“老大哥”。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在50 年代的外交战线上采用了和国内斗争中一样的软硬两手政策。
从1950 年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始自中国和美国遏制政策之间的军事对抗。1950 年6 月苏联支持下的北朝鲜军队进攻韩国，这成了中美军事对抗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前所言，这一事件促使美国支持联合国军队保卫韩国并恢复派驻海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此后不久，中国军方干预朝鲜战争，进入西藏，并向印度支那的越盟提供军事援助。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议于1953 年7 月签订。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被击溃后，法国于1954 年7 月在日内瓦签署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中国作为军事大国也参与了协议的签署。在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美国也扩大了对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防卫承诺。在冷战的阵地七，双方都通过军事行动寻求安全保障。1954 年9 月，美国发起创建了一个集体防御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也与汉城政权（1953 年10 月）及台北（ 1954 年12 月）当局签订了联合防务条约。这样，当国共双方在厦门海岸金门岛的对峙于1955 年初演变为军事危机时，中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西藏的活动遇到了美国领导并进行经济支持的反共活动的干扰。在早期的军事对抗之后，双方迎来了更多依赖外交沟通的时期。在1954 年4 月至7 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会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就法国势力撤走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磋商。其间中国与缅甸和印度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了1955 年4 月有29 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的主题。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中美双方从1955 年8 月开始进行大使级的阶段性谈判。双方总共在日内瓦进行了73 次谈判，之后于1958 年到19 必年间转移到了华沙，又进行了58 次会谈〔 。
但这一较软的外交路线很快又硬了起来。1957 年8 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一导弹，同年10 月又把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地球轨道。帝国主义一时似居下风。11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毛泽东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关系中采取挑衅姿态。j 这一号召很快就体现在台湾海峡的局势上。美国已于1951 年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了军事力量。此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加对大陆的骚扰，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航空侦察或派飞机散布传单，甚至还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冲击大陆海防〔 ）他们加强了金门岛“前线”的防务，在那里驻扎了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1 / 3 。这最终造成共产党在1958 年8 、9 月间做出炮击金门的反应，引发了第二次金门危机。后来炮击虽然中止，但是国民党守军只保住了一片焦土。国民党当局把金门岛看成他们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属地。
在另一个地区西藏也重新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在那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但被中国驻军镇压下去。次年夏，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西两端的边界摩擦升级，到1962 年发展到了短期战争。中国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尽管后来证明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粉碎性的迅速反击，但在当时西方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制造事端。
四、“文化大革命”
宗派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满足人民的经济需求。随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