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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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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 
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 
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 
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 
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 
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 
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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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 

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 

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 

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 
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 
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 
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 
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 
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 
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 
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 
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 
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 
以便用同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②。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 
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 
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 
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 
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 
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 
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 
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 
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 
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 
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 
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 
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 
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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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 
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 
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 
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 
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 
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 
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 
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 
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 
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 
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 
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 
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 
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 
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 
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 
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 
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 
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 
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 
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 
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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