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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给那儿打了一个电话。就在这时，他的屏幕上显示：支票上有钱了。金打电话问达蒙是不是要停止追查，达蒙说继续，查它个水落石出。
金与他在圣何塞卡塔戈农业信贷银行工作的米古·沙雷简短地谈了一下，沙雷说他收到过摩利业风力联合会通过大开曼岛的一家私人银行安斯巴赫（开曼）有限公司的一笔电子存款。他知道的就这些。
十分钟后，沙雷把电话打了回来，他说他在安斯巴赫查了一下，发现一笔电汇记录，是由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三天前付到摩利亚账户上的。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在“留言栏”内注明，这笔钱是“Ｇ·莫顿研究基金”。
约翰·金给他的温哥华顾客纳特·达蒙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这张支票是干什么的。达蒙说是租用一只可供两人乘坐的小型研究潜艇的费用。
金想这实在有趣，于是就给他的朋友乔治·莫顿打了个电话，准备跟他开个玩笑。并问他为什么要租潜艇。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莫顿对此一无所知。
埃文斯做完记录，说，“这是温哥华那家银行的经理告诉你的？”
“是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的。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很多信息。”埃文斯说。他对加拿大银行的规定一无所知，就更谈不上哥斯达黎加的了。但他认为莫顿所描述的银行间会自由地交换信息这一点不太可能。即使温哥华的那个经理所言不虚，那他也没有说出全部实情。埃文斯做了一个继续调查的记号。“你知道那个握有你二十五万美元支票的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吗？”
莫顿摇摇头：“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你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二十五万美元。”
莫顿摇摇头：“我把我上星期做的事情告诉你吧，”他说。“我给了尼古拉所·德雷克二十五万美元，以弥补他那个月经费上的不足。他告诉我，西雅图的一个主要赞助商出了问题，一个星期过去了，赞助还没有到。德雷克以前也要我帮过他一两次。”
“你认为这笔钱最终去了温哥华？”
莫顿点点头。
“你最好问问德雷克。”埃文斯说。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德雷克说，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哥斯达黎加？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我的天啊，我无法想像。”
埃文斯说：“你知道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吗？”
“知道，”德雷克说道。“他们很优秀。我们密切合作完成了一系列工程——沼泽地工程、尼洛尔的虎丘工程、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保护区。我能想到的惟一一件事情是，乔治的支票不知怎么错误地存入了另一个账户。要不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么回事。我必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但加利福尼亚现在已经很晚了。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了。”
莫顿盯着德雷克，一言不发。
“乔治，”德雷克说，随即转向他，“我相信这一定会使你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即使这真的是一个错误——我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那这也是一笔处理不当的巨款。我觉得非常可怕。但错误已经发生了。特别是你像我们一样雇了那么多不付报酬的志愿人员。但你和我是多年的好友。我想让你知道，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当然，我会负责立刻找回这些钱。我向你保证，乔治。”
“谢谢。”莫顿说。
所有的人都上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
越野车在贫瘠的平原上颠簸前行。“他妈的，那些冰岛人顽固不化。”德雷克盯着窗外说道，“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固执的人了。”
“他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你的意思？”埃文斯说。
“是的。”德雷克说。“我无法让他明白，科学家再也不能那样高傲了。他们不能说，‘我只关心研究，不关心研究出来的东西被如何使用。’这种说法已不合时宜，是不负责任的，即使在看似模糊不清的冰川地质领域，这样说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处在一场战争之中——一场信息与反信息的全球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有许多战场。报纸、电视、科学杂志、网页、会议、教室——甚至法庭，都是战场。”德雷克摇了摇头，“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财力上，我们都占优势。如今，环保是大卫挑战歌利亚，歌利亚就是安万特制药和阿尔卡特通讯，哈门那医疗电子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拜尔，壳牌和葛兰素威康——它们是全球性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是我们这颗行星的死敌，而佩尔·埃纳森跑到他的冰川上不负责任地说什么没有战争。”
彼得·埃文斯坐在德雷克身边，同情地点点头。虽然，事实上，德雷克说的很多话他都不敢苟同。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是个有名的夸大不实的人。德雷克有意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他名下的几家公司每年都向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大量捐款，公司的三个老总实际上都是德雷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这些公司参与进来的原因颇有争议，但现在的许多环保组织都是如此。
“嗯，”莫顿说，“也许佩尔以后会重新考虑的。”
“我表示怀疑，”德雷克郁郁地说道，“他生气了。我很抱歉，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我们要坚持下去，迎着困难干下去，打一场漂亮的战争。”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他妈的那些女孩子真漂亮，”莫顿说，“不是吗，彼得？”
“是，”埃文斯说，“很漂亮。”
埃文斯知道莫顿是想活跃车里的气氛。但德雷克宁愿不要这样的气氛。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愁眉苦脸地盯着单调的风景，对着远处的雪山悲哀地摇了摇头。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埃文斯与德雷克和莫顿旅行了许多次。通常，莫顿都能使他周围的人变得兴高采烈起来，包括阴沉烦躁的德雷克。
但最近德雷克变得前所未有的悲观。埃文斯第一次注意到这点是在几周前，他当时想德雷克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或者碰上了什么烦心的事情。但似乎不是。至少，人们什么也没有议论。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常常热闹非凡；他们搬进了贝弗利山一栋漂亮的新大楼里。集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正规划着各种场面的广告、新项目和研讨会，包括两个月后就要召开的“气候突变会议”。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或者，因为这些成功——德雷克似乎比从前更加痛苦。
莫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是个律师，”他说，“你能指望些什么？算了吧。”
他们到达雷克雅未克时，阳光明媚的天气变得潮湿寒冷。凯夫拉维克机场正在下冰雹，他们不得不等着白色的“湾流”喷气机机翼上的冰雹融化。
此时正值美国的午夜，埃文斯溜到飞机棚的一角，给香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他讲了发生在温哥华的那件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方紧接着这样回答，“没有银行会泄露这样的信息，即使给另一家银行也不会。在这个系统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个ＳＴＲ。”
“ＳＴＲ？”
“就是可疑转账报告。如果一笔钱被怀疑用于贩毒或者恐怖活动，这个账户就会被做上标记。从那时开始，账户被跟踪。跟踪电子转账有几种方式，即使经过严密加密也不例外。但银行经理不可能知道。”
“不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要看跟踪报告你需要国际执法信任状。”
“所以这位银行经理不能独自完成这一切？”
“恐怕是这样。这里面还有内幕，应该是警察之类的，是你还不知道的一些人。”
“比如海关关员或者国际警察组织？”
“诸如此类吧。”
“他们为什么会通知我的当事人？”
“我不知道。但这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你的当事人有没有激进倾向？”
一想到莫顿，埃文斯就想笑：“绝对没有。”
“你肯定吗，彼得？”
“啊，是的”
“因为，有时候，这些腰缠万贯的捐资人通过支持恐怖组织解闷或者证明自己有理。爱尔兰共和军就是这样的。波士顿的富人们几十年来都在支持恐怖组织。但时过境迁，他们不再是为了消遣。你的当事人应该小心才是。如果你是他的代理律师，你也应该小心。我不想去监狱看你，彼得。”
电话挂断了。
７ 去洛杉矶
８月２３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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