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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詹尼弗继续说，“这项研究还需要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人只要对数据作过调整，人们就会断言他们的调整是不正确的。这对辩方是有利的。辩方要阐述的一个更重要的论点就是，我们只允许那些从调整中获得最多好处的人对数据进行调整。”
“你是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吗？”
“我是说让狐狸去给鸡当保安从来就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辩护律师这样的做法在医学上就决不允许，比如，医学上需要进行双盲实验没计。”
“因此，你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
“不，我的意思是，构建双盲程序是完全有道理的。你看：每个科学家对自已的实验结果都有某种设想，否则他当初根本就不会做那个实验。他有一种期盼。但这种期盼是神秘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你知道有科学偏见的研究吗？”
“不知道。”埃文斯摇了摇头说。
“那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群基因相同的老鼠被送到两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试验。其中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被驯养得很聪明，穿迷宫会比一般老鼠快。另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很愚笨，只能慢慢穿出迷宫。反馈的结果是——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快，而另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很慢。可是这些老鼠的基困是相同的。”
“那他们是在胡说。”
“他们说他们没有胡说。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呢，”她说，“又比如，参加民意调查的人被告知，瞧，我们知道民意测验人对调查结果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因此我们都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你敲门之后，就在有人开门时，你开始读卡片上的文字：‘你好，我在做一项调查，为了不影响你，我把卡片上的文字读一下等等。’民意测验人除了卡片上的文字以外什么也不说。一组被试者告知，这次问卷调查会获得百分之七十的肯定答案。另一组被告知会得到百分之三十的肯定答案。同样的调查问卷。结果反馈回来了——七十和三十。”
“怎么会呢？”埃文斯说。
“这不重要，”她说，“重要的是，成百上千欢的研究反复证明，期望决定结果。人们总能找到他们认为可以找到的东西。这就是要做双盲实验的原因。为了消除偏见，实验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中进行，准备实验的人不认识做实验的人或者分析结果的人。各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联系。即使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也从没见过面。各组分布在不同的大学，最好是在不同的国家。这就是新药被检验的过程，因为这是阻止偏见浸入的惟一方式。”
“好的”
“现在我们是在讨论气温数据。必须从方方面面对它进行调整。不只是因为城市热效应的偏见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气象站搬迁了。气象站升级了，新的设备测出来的结果也许比以前高，也许比以前低。设备出故障了，你得决定是不是要扔掉某些数据，你很可能把气温记录放在一起，并对它们进行评价，这些要求你也要应付。偏见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可能是这样形成的。”
“很可能？”
“你不知道，”詹尼弗说，“只要你是让一组人来做这些工作，就有产生偏见的危险。如果一组人做了一个模型，对它进行测试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那么那些结果就是有危险的。就是这样。”
“这么说，那些气温数据没有用了吗？”
“这些气温数据值得怀疑，一个像样的律师会撕掉这些数据。为他们辩护，我们要做的是——”
突然，摄像师起身离开了房间。詹尼弗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别担心，他们拍的镜头没有声音。我不过是想使这个讨论显得活泼一些。”
“我觉得我很傻。”
“你看起来根棒。这对上电视来说是重要的。”
“不，”他把身子向她靠近了一些，说道，“我的意思是，我回答问题时，心口不一。我在，唉我在问一些对许多问题我都改变了想法。”
“真的吗？”
“是的，”他平静地说，“比如说那些温度曲线图。他们提出了一些明显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正确性的问题。”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他说：“你也这样想吗？”
她又点了点头。
像以前一样，他们在同一家墨西哥餐馆吃午饭。跟以前一样，餐馆几乎是空的；同样是那些索尼电影编辑坐在角落的一张桌边谈笑风生。埃文斯想，他们一定每天都来这儿。
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的情形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浑身疼痛，而目还因为非常困，随时都可能睡着。埃文斯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了。
詹尼弗安静地吃着饭，没怎么说话。埃文斯觉得她是在等他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全球变暖不是一种真正的现象’的说法真是荒唐。”
“是很荒唐。”她点了点头说。
“我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可是在法庭上，我们只能考虑陪审团。辩方要与陪审团辩论。”
“你指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例子吗？”
“噢，还有更糟糕的，我们希望辩护律师这样辩论：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都听说过这样的断言：由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增加，引发了所谓的‘全球变暖’现象。但是你们不知道，二氧化碳只增加了一点点。他们会给你们看一张二氧化碳增加的曲线圈，这张曲线图看起来像珠穆朗玛峰的斜坡。然而这就是现实。二氧化碳含量由百万分之三百一十六增加到百万分之三百七十六，总共只增加了百万分之六十。整个大气层发生这样小的变化简直难以想像。我们又怎么看得见这种变化呢？”
詹尼弗向后靠了靠，太幅度地摆着手说：“接下来，他们会拿出一张图，上面是一个足球场。他们会说，把地球大气层的构成当成一个足球场。大气层的大部分是氮。这样，从球门底线开始，氮一路带着你走过七十八码处。剩下的大都是氧气，氧气又带你走到九十九码处。现在只剩下一码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惰性氩。氩气又带你走过三点五英寸的球门线。各位，其厚度只有粉笔那么粗。那么剩下的三英寸有多少是二氧化碳呢？一英寸。这就是我们的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一个一百码足球场的一英寸。”
她突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她说，“现在你们知道，最近五十年来二氧化碳的增长情况。那么你们知道在我们的足球场上增加了多少吗？增加了八分之三英寸——不到一支铅笔的厚度。也许二氧化碳含量多了许多，但在我们整个大气层里，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别人却要你们相信，正是这小小的变化，已经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正在变暖的危险星球了。”
埃文斯说：“可是回答很容易——”
“等一会儿，”她说，“还没完呢。首先，提出疑问。接着，提供可供选择的解释。那么，现在，他们拿出你们前面看过的纽约市的气温变化表。１８１５年以来上升了五度。他们说１８１５年纽约的人口为十二万，现在为八百万。城市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千，更别提那些摩天大楼、空调和水泥地面了。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千的城市变暖了，是由于世界上的二氧化碳增加了一点点呢？还是因为城市比以前大多了？”
她向后靠了靠。
“要反驳这一论点很容易，”埃文斯说，“有许多小东西起大作用的例子。扳机只是枪上的一个小东西，但足以把子弹发出去。不管怎么说，证据的优势——”
“彼得，”她摇了摇头说，“假设你是陪审团的成员，而且被问及纽约市的问题，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全球变暖了还是太多的水泥？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变暖可能是因为城市大了。”
“正确。”
“可是还有海平面的问题。”
“可惜的是，”她说，“瓦努图的海平面并没有明显上升。根据数据库里的资料，海平面要么是持平的，要么只不过增长了四十毫米。三十年里只涨了半英寸，几近于无。”
“说得对，”她说，“我得承认。你有关扳机的论点不错。”
“如果你不能胜诉，”埃文斯说，“你召开记者招待会又有什么意义呢？”
“感谢各位光临。”约翰·贝尔德走到办公室外面的麦克风前面说。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