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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办公室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墙上的图表复杂多了，也专业多了。其中有几幅放大的巨幅照片，拍的是太平洋上的国家瓦努图。有的是从空中拍摄的，有的是从地面拍摄的，其中有几幅是海滩和房子的图片，海滩受到了侵蚀，房子不同程度的倾斜，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滑进海水里。有一张瓦努图学校的照片，漂亮的棕色皮肤的孩子们面带笑容。在房子中间，有个主岛的三维立体模型。为了便于摄像，布置得特别明亮。
詹尼弗穿着衬衫裙子和高跟鞋。看起来显得格外漂亮，格外神秘。埃文斯注意到每个人比第一次来这儿时都穿得体面些；所有的研究人员现在都身着夹克，打着领带。牛仔服和Ｔ恤衫不见了。研究人员似乎多了很多。
“喂，”埃文斯说，“这是干什么？”
“背景资料，”詹尼弗说，“我们在为电视台拍摄一些背景资料。我们也在制作一个电视宣传材料。”
“可是你们还没有宣布这个诉讼案啊。”
“今天下午就宣布，就在这儿的仓库外面。新闻发布会下午一点钟举行。你当然要在那儿，是吗？”
“噢，我不——”
“我知道约翰·贝尔德希望你在那儿，代表乔治·莫顿。”
埃文斯感到不自在。这可能会在公司里给他带来一个政治问题。“有好几位律师的资格都比我老，可以处理乔治的案子一”
“德雷克特别邀请你。”
“是吗？”
“是有关你在资助这件案子的文件上签字的事情。”
原来如此，埃文斯心想。他们让他上电视，为的是让他以后对捐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一千万美元的事有口难言。无疑他们会把他弄到开幕式的背景资料里，也许会对他的出席说上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德雷克就会说他们将获得一千万美元，除非埃文斯站起来反驳他，否则的话，他的沉默就会被当作默认。如果以后他要申辩的话，他们就会说，你当时在场啊，埃文斯。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
“我明白了。”埃文斯说。
“你看上去顾虑重重。”
“我是”
“我跟你说，”她说，“别担心。”
“可是，你甚至不知道——”
“别担心。听我说。”她直视着他的眼睛。
“好的”
当然她是一番好意，可是无论怎么说，埃文斯还是感到不快与不安。警察威胁说要对他逮捕令。公司对他的旷工感到不满。现在又有人要强迫他保持沉默——办法是让他上电视。
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这么早把我叫到这里？”
“我们想让你感到尴尬，作为我们对陪审团成员抉择的一个考验。”
“对不起，我不能——”
“是的。你必须。跟以前一样。来点咖啡好吗？”
“好的。”
“你好像很疲倦。我带你去理理发，化化妆。”
半个小时后，他回到律师宣誓作证的房间里，坐在那张长桌的一端。又有一群好像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热心的年轻人俯视着他。
“今天，”詹尼弗说，“我们想讨论一下全球变暖以及土地使用的问题。你对这些熟悉吗？”
“略知一二。”埃文斯说。
詹尼弗对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个研究人员点点头。“雷蒙多，你给他说说背景，好吗？”
虽然这个研究人员乡音很重，埃文斯还是能听懂。
“众所周知，”他说，“土地用途的变化会引发地面平均气温的变化。城市要比周围乡下的温度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热岛效应。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要比森林用地热，等等。”
“啊哈，”埃文斯点了点头说。他没有听说过这些有关土地使用的概念，但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雷蒙多继续说道：“四十年前，设在乡间的气象站现在大多数都被水泥地面、摩天大楼、柏油马路等等所包围。这都会使温度记录上升。”
“我明白，”埃文斯说。他透过玻璃墙朝外面看了看，发现摄影人员正围着仓库，在不停地拍摄什么。他不希望他们进来。更不想在他们面前丢人现眼。
“这些事实，”雷蒙多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研究人员都从靠近城市的站点获取温度的原始数据，适当减去几度。以补偿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的温差。”
埃文斯说：“怎样计算这减去的几度？”
“方法很多，要看是谁了。大多数算法是根据人口的数量。人口越多，减去的数字就越大。”
埃文斯耸了耸肩：“听起来好像是正确的做法。”
“遗憾的是，”他说，“这种做法可能不对。你知道维也纳吗？几年前波姆进行的研究发现：１９５０年以来，维也纳的人口没有增加，可是能源消耗翻了一番，居住面积也大大增加了。城市热岛效应增强了，但是在计算温度时减去的数值没有变化，因为其依据仅仅是人口变化。”
“这么说来，城市升温被低估了吗？”埃文斯说。
“还有更糟糕的，”詹尼弗说，“过去有人认为城市升温无关紧要，因为城市热岛效应只是全球变暖的一小部分。在过去三十年里，地球温度升高了零点三摄氏度。奇怪的是人们却认为城市的温度只升高了零点一摄氏度。”
“是吗？真是如此吗？”
“所以说，那些猜想都是错的。来自中国的报道说，在过去仅仅二十年间，上海的温度升高了一摄氏度。这比过去一百年里全球变暖的总数还要高。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上海。休斯顿在最近十二年里升高了零点八摄氏度。韩国各大城市的温度上升也很快。英国的曼彻斯特现在的温度比周围的乡村高了八度。即使是小城镇也比周围地区高。”
詹尼弗伸手去拿图表。“不管怎么说，”她说。“关键是，你看见的图表不是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已根据一些胡诌的因素作了调整，以补偿城市的热岛效应。但很可能这还不够。”
就在这时，门开了，四个摄影中的一个走了进来，摄像机上的灯亮着。詹尼弗毫不犹豫地伸手取来一些图表，拿了起来。她低声说，“拍摄现场没声音了，我们得积极提供视觉上的东西。”
她把头转向摄像机说：“我给你们看一些气象站的数据。比如，这个是１９３０年以来帕萨迪娜的平均温度记录。”
“正如你所见，”詹尼弗说，“温度大幅度地上升了。这是１９３０年以来伯克利的情况。”
“这份记录很不完整。我们用的是原始数据，所以你可以看见有些年份没有。可是你能见到一个明显变暖的趋势：这一点毫无争议，难道你不同意吗？”
“我同意。”埃文斯说，心想这并不是什么趋势——还不到一度。
“看，这是死亡谷，地球上最热最干燥的地方。这里没有城市化，也有几年没有记录。”
埃文斯什么也没说，他认为这一定是反常情况。詹尼弗举起了更多的图表。
“这些是内华达沙漠和俄克拉何马平原气象站的记录，”她说，“其温度曲线或者平稳，或者呈下降趋势。不仅仅是农村地区，这一张是科罗拉多州的鲍尔德的温度变化图。之所以对这里感兴趣，是因为国家气温研究中心坐落在这里，很多全球变暖的研究都在这里进行。”
“这里还有一些小城市。密苏里的杜鲁门——不准推倭责任的地方”
埃文斯说：“好了，你得承认，变化并不是太大。”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太大’这个概念的。１９３０年以来，杜鲁门的温度下降了两点五摄氏度，格林维尔下降了一点五摄氏度，安阿伯下降了一摄氏度。如果全球都变暖的话，这些地方就不考虑
“让我们再看一些大一点的地方，”埃文斯说，“比如查尔斯顿。”
“我这儿正好有查尔斯顿的图表。”她翻开曲线图。
埃文斯说：“大一点的城市也变暖了。纽约怎么样？”
“我这儿有几份来自纽约市和纽约州的记录。”
“你看，”詹尼弗说，“虽然纽约市变暖了，可纽约州的其他许多地方，从奥斯威戈到阿尔巴尼，温度都下降了。”
摄像机对着埃文斯时，他非常敏感。他点点头，希望这是一种明智而周全的举止，然后说道：“这些数据是从哪儿来的？”
“来自历史气候网络数据库，”她说，“这是一个政府的数据库，保存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哦，”埃文斯说，“真有意思。但我还想看看欧洲和亚洲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