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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还常到各处旅行，同各省军队指挥员谈话，并且批评过林。这一消息通过电话专线传给林后，林知道事情不妙了。他接受了他在中央大本营工作的儿子策划的一个秘密谋划。据说阴谋的目的，是暗杀毛泽东并且以军事政变方式夺取政权，否则他个人就要遭殃。林的儿子秘密做了很周密的准备，但是显然有人密报给毛和周了。林彪和他的妻子在走投无路中搭机逃跑，但是当他们的飞机显然快飞进苏联时，在蒙古坠毁了。这个重大新闻在官方报纸上一直没有报道，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全文附加有关文件和现场证据最后发表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始终是秘不可测，但是西方学者大都同意上面的说法。
毛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在最后五年令人莫测高深，因为除了几个零散讲话外，他几乎没有发表过系统谈话或政策文告。在1971 和1972 两年中，他似乎和周一块商议了一个有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案；但是在1973 年，中央文革的上海一帮人，也就是“四人帮”，又似乎对他起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身体不行了，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其他外宾要人时，虽然头脑是敏锐的，身体看来虚弱多了。例如我们知道，当毛在站住照相时，他身边一边有一个护士搀扶着，可是照片公布时，他身边的护士都不见了。大约在此同时，周患了癌症。不久，“四人帮”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以间接打击周恩来。宫廷政治和权力斗争使大多数观察家修倍然如坠五里雾中。不论怎么样，毛是寿终正寝的。
现在看来，特别在它的许多受害者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发展中失落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回顾
在一个简短的总结中引用数目字，是不能表达革命的经历的― 无论是当时头脑昏热、一闪而过的“红卫兵”们的叫嚣，还是他们的受害者的惨痛的悲号。不久，一种“伤痕文学”就开始出现了，报道一个个人受到的灾难― 一个学者眼看着一部他毕生写作、还未发表的著作手稿在他眼前被烧毁了；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为了改变他的孩子们的阶级成分而同妻子离婚；一个名作家干脆被打死；一个老校长被派去打扫厕所。由于粪和尿在中国是重要的肥料，所以让一个上等人去尝试尝试群众生活经验，在中国做起来比在美国做容易多了。叫一个知识分子打扫侧所，不是一个简单地用抹布蘸些洗涤粉擦干净瓷砖便盆（即使公用的有些臭味）的问题。在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城市里．既有现代化的、也有早期管道式的马桶，但边远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还保留着老式蹲坑办法。这种生态学者很羡慕的办法，是每天要人像潮水一样按时去清除，并且掺进其他有机质杂物，然后用去肥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农村中，公共侧所里中间有一堵墙，男女蹲坑各占一边，干的和湿的都积在一起，由人清除。因而打扫厕所决不单纯是一种消除废物的卫生活动，而且是一项为粮食作物保存和利用营养物质的活动。当1000万谁也．管不了的“红卫兵”都“上山”“下乡”之后，他们也得去干这个营生，不过他们发现猪粪更值钱一些。
但是即使这种劳动，比起群众公开的污辱性的“批斗会”来还是文明多了。“批斗”对象通常是站在讲台上，毕恭毕敬地面对群众，承认和重复供认自己的思想罪恶。一种典型的惩罚是叫他们“坐飞机”，要把他的两支胳臂向后伸直，像喷气式飞机的两个翅膀似的。观众当中也许有朋友，虽然眼睛里充满泪水，但嘴巴还不能不跟大伙一块咒骂和讥笑他。特别是当受害者连续站一两小时，晕倒在地上时，讥笑咒骂的声音更加轰动。鲁迅小说描写中国人面对别人的惨痛苦难还冷笑的景象是非常辛辣的。现在毛的革命把这种景象大规模公开地组织起来。难怪有些人宁愿自杀也不忍受这种情景。对于极讲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在包括许多同事和老朋友在内的群众面前挨打和受污辱，就像剥他的皮一样。一般地说，受害者是感觉自己有罪的，正如每一个受到批判攻击的人一样，特别因为他们是那样尊敬毛和共产党。但是对他们的谴责若是太过火了，他们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特别是他们看见不久前折磨他们的一些人，很快也变成了被折磨者。他们为什么受那样的罪啊？他们常常写假供词。
一个突出的惹人注意的事，是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相当之广。记录是很不完全的，但现在估计受害的人总数在100万上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活下来。至于中国的文明事业和器物― 如书籍、庙宇、艺术品，一般说现代的“东西”，受到的盲目破坏还没有加以估计。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是那些批斗会的无比残酷，和中国大众接受这种惨酷事实和“上级”指示时的消极反应，虽然他们的代表者多是无知的十多岁青少年。很多人除了毛主席之外不相信任何什么别的。这就使他们处于极不寻常的境地。孔子的道义原则早被摈弃无遗了。但是代替它的毛泽东思想，只能用他本人批准的说明而不能以任何其他说明才能加以解释。这正好比孔子孟子都在活着，而读他们的书的人却没有办法对它们如何应用于社会做出独立的判断。即使以永恒真理的名义向当权者提出净谏的话，对毛― 只要他在当权― 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想法时常改变。知识分子没有内在的至高无上的裁决权来克服群众的歇斯底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好利用了公众的这种心理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激发了“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热情的理想主义，本来是颇为单纯的。但是干起来以后．失望、虚伪、腐败等等情况都插进来了，再加上个人野心和投机取巧也都来了。
投机分子是最容易受毛的指挥棒指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红卫兵”的创造者。他们紧跟他的指示到各大学去造反。他指挥了后来的“夺权”以及使用人民解放军恢复治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江青和她的同事们也许利用了毛的梢力不足，但是主要的决定都是盖有他自己的戳记的。
毛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积累起了皇帝般的特权。这种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先例或风气可加以限制。这之所以可能，又因为他主持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意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20 世纪5O 年代初期迫害了许多美国人，但是他没有警察权。法律许可他传讯和诬陷别人，但不许可他逮捕或刑讯别人。美国1692 年马萨诸塞州塞萨勒姆的巫术大案也曾有些文革精神。要在历史上找先例，可以回溯到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战争时代。那些宗教法庭审判，甚至1814 年在罗马还生动地出现过。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般人民大众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是过于简单化了。对西方作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别的国家的同行自然也都是好人。我们都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毛病，就是支持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和人权。
显然在毛看来，1969 年以前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多数还是自由主义者。同时，“现行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高级党校毕业生，甚至莫斯科训练的留苏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可是对于毛的新观点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政府和党的系统中，他们是编辑、作家、教育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对于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够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搜长于旧学者的技艺：如写字、绘画、做诗、考古、搞历史研究。不但如此，他们也像旧时代的真正儒生官宦一样，形成互相攀比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可以为权力地位雄心勃勃地争夺起来。派别斗争发展起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自立门户或者成为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成员。
毛和他的同事们在彭德怀事件上的争执，使各种各样外衣下面形形色色的派系都显露出来。大官成为小官的保护人，他们又共同合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