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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毛的思想发展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一个追随者，开始时相信改良主义。只有在遭到明显的挫抑之后，他才得到结论，认为暴力革命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他开始写文章，论体育锻炼是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他像别的很多人一样，曾经赞成过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即主张互助和协同的努力。1914 年他18 岁时，曾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保尔森著的《 伦理的体系》 一书中做出笔记。这位哲学普及者主张“意志是理智的初步”，伦理是自然界的部分。宇宙的行为是属于伦理的，而且个人的行为也是属于伦理的。主观态度和客观实在不是互相对抗的。这种对于发展的伦理观点，对中国当代必须把历史和价值协调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有用。这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伦理教导的继承同科学世界的现代知识协调起来了。
从一开始毛就是非常积极的。他进学校比别人晚些，但在他主要求学的湖南师范学校，他比其他学生都成熟些，因而成为自然的领袖。他组织了一个工人夜校。他和几个同学每晚授课两小时，每星期授课五天，教工人读书、写字。他从北京大学回到湖南后，正是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创办了一个讨论性质的刊物《 湘江评论》 。在这个刊物中他提出辩证观点，即人民受压迫的时代将继之以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屈辱和房弱，将继之以中国崛起为一个领袖国家。这反映了对立的统一论― 中国古老的道教理论。他的“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主张，认为社会上团结起来的人群，因为齐心合力站在一块，所以从来是占上风的，现在正是应该如此的时候了。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而中国被孤立起来，就更应团结一致了。
毛的思想虽是世界性的，但他早年活动之一是鼓吹湖南省自治，那是试图制定一部省的宪法，以反映当时公众的要求，就是实行各省联邦，以促进一个现代政府的建立。自治政府必须有民众基础，有人民代表参加，并动员全体人民。可是他的刊物在1919 年末就被查禁了，于是他只好去北京和上海，在那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虽然他在1920 年组织了一个苏俄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但他还不是一个秘密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在湖南各地设立了分店。甚至毛于l92l 年7 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他还不是坚信阶级斗争论的。1923 年他组织了湖南自修大学，目的是利用旧的书院形式传播新知识。他在湖南最后的活动，是参加工人运动，但到1923 年4 月又不得不逃到上海。到这时为止，他表现了进行革命的积极性― 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们产生的结果。毛之所以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解放人民的能力。是他自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他。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指示出前进的道路，“五四”理想是不会产生作用的。
现在中国的农民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已经开展起来。回顾一下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当然，年轻的毛择东不是惟一关心农民问题的共产党员。半个世纪以后斯诺在《 西行漫记》 一书中把毛说成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号人物，代表了外国观察家的观点。事实上还有些更早的领导人，现在才开始有人研究，这就可以使人们有一个公允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中动员农民工作最令人莫测高深的一个先行者是彭湃。他是广东省沿海汕头与香港中间的海丰县人，是“五四”运动时的一名知识分子。20 世纪20 年代他回到他的祖籍。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误后，他找出各种方法同本乡农民接近，学会领导他们组成农会，开始同地主、高利贷者和收税官吏进行斗争。在广州统一战线中，彭湃首先在1924 年就创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是该所1926 年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的所长。彭湃虽是一个先锋人物，但他缺乏毛的眼光，一直扎根在本乡。他在那里学会用学说和信仰同地主们的威吓和中共自身的幼稚恐怖行为周旋斗争，终于组织起了农民武装。l927 年底，他居然建立起海陆丰（海丰与陆丰两个县）苏维埃，自1927 年11 月至1928 年2 月统治海陆丰四个月，最后被国民党消灭。这样，彭在毛之前先行了几年，当时毛还在广州的统一战线中工作。毛1923 年逃出湖南后参加了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让我们看看毛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吧。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国民党的组织部工作。随后他在广州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那里他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教育出一班（几百个）学生。1926 年5 月到10 月，他亲自教的第六班有中国各省来的320 个学生。这个所讲授的课程似乎侧重农民问题的分析，加上农村阶级构成的分析。毛于1925 年曾在湖南组织过农民协会，根据他在湖南工作六个月的经验，1926 年他写出论文详细描述农村的全部剥削关系。农民受的压迫是：1 ．沉重的地租，占收获物一半或一半以上；2 ．高利率，年利在36 ％到斜％之间；3 ．沉重的地方税；4 。 对农业工人的剥削；5 ，地主同军阀、贪官污吏相勾结，无所不至地对农民进行剥削。在这个制度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官僚串通一气，为保持在中国经商盈利而维持秩序。
到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彻底接受了列宁主义关于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反对资本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但是，在这个一般承认的格局之中，毛主张：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对农村不同阶级的细致和理智的分析；其次，经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确定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第三，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角色只应该是一个向导者或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党的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希望和畏惧。只有那时，党才能表达农民的要求，团结最大多数，尽可能缩小打击目标，作为革命进程的最后一个步骤。
统一战线的策略中。中共党员仍然认为，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按照定义是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见解。中共在这盲目的信仰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不惜代价地跟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放低动员农民的调子，想等着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说。放弃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似乎是统一战线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中共自己也悲叹着“农民搞得太过分了”，因为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在北伐中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导致仍然掌权的地主恶霸和大小军阀实行了残酷镇压。中共和农民运动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1927 年统一战线破裂后，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样，中共给自己造成了灾难。
在这个时期毛规规矩矩地沿着莫斯科传达来的路线走，枉然跟着那个在想像中存在而从未出现过的“高潮”前进。他发现农民们可以动员起来，甚至能够夺取城市，但是不能够同国民军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认为中共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要在一个地区内有人力和粮食支持战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 年以毛为主席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成了这一努力的榜样。
这时中共开始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希望和机会给予贫农，以获取农民的支持。毛和28 个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之一，是如何对待富农的间题。毛认为他们在当地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富农是农民意识的根源，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起破坏作用。蒋介石发起剿灭这个共产主义肿瘤的战役，逼得中共确立了游击战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吸引敌人沿着他们的补给路线深人进来，然后切断他们的先头部队。第二条原则是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没有打胜仗把握时，决不硬拼。江西东部，山势陡峭，道路极狭窄，是实施这种战术的理想地方。蒋介石的围剿队伍，进攻得越深人，处境越危险，直到第五次围剿才取得成功。那一次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设计了在进攻沿线山坡上构筑系列碉堡的战术，使一个碉堡的火力可以掩护另一个碉堡。这样串连起来的碉堡群，中间用载重汽车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