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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坏它们的船，也不会动员义和拳式的起义来反对外国特权。
这里简单总结的这段故事，只是当时一大串事实中的一桩而已。那个时候令人关切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连续不断的威胁，特别是1914 年欧洲疯狂地投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华的威胁。日本军队很快地接替德国进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然后日本在19 巧年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降为日本的保护国。英国建议妥协，美国的意见是反对。袁则半推半就。这个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一贯的软弱，但也同时表明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心目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袁世凯得到外国的承认后，胆子更大了。他从各方面扼杀国民党，撤换了它在南方各省的军事督办，镇压了他们在1913 年发动的防卫性叛乱，解散了国民党党部。他在恐怖统治中解散了国会，然后又废止了各省的省议会和地方议会组织。最后他宣布自己为终生大总统，接着又宣布自己要做皇帝。最后这一点，他做得太过分了。军事讨伐制止了他。袁于1916 年6 月心力衰竭而死。
袁世凯出卖共和这件事，给历史学家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一个坏人会给令人悲哀的事带来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出某些体制因素在起作用。举例说吧，袁世凯时期的政策依然是通过函电、汇报、批示等等传统方式制定的。官吏们把事件和他们的行动汇报给上头的一个人，他就用同意或不同意，奖誉或斥责来回答，然后便决定了政策。在这种仓促的、封闭式的执行程序中，插入任何一种根据错误信息而采取的行动，或自以为有什么立法特权而妄加评议，不但无益，简直是危险的。把责任分散开来有什么好处，很少有人看得出来。不错，美国人是以“分权”的方式统治他们自己的，但是那是在以法律至上为原则下实行的。而中国政府仍然是个人说了算，由“能人”主持，他负有具体责任。在一般中国人看来，甚至在革命者看来，宋教仁所作的努力，似乎是在起分化的作用；尽管他之被刺死令人惋惜。
民国初年的一个失误，是袁世凯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大概这是一切为保留权力而挣扎的首脑人物的通病吧。至少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认为他“眼光短浅？ 一他除了旧政权的极端主义外，有关政府的事什么也不懂”。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就像加世纪初的满清政府的目标一样。他恢复了对孔子的祭祀和其他古老过时的旧习俗，同时以恐怖手段扼杀新政、解散国会、查禁报纸杂志。他在北京还到天坛按照古代帝王方式祭天，虽然他摩登得很，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他的政治幕僚们声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 ？ ？ ？ 一切不平等的标志都废除了 因此祭天也应一视同仁，普天同祭。”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皇帝。这就是中国改良了的民主，是恢复和利用过去的东西而取得的民主。结果是一种形式上保守、实质上颇为积极的、在某些方面现代化了的独裁。
能不能不是这样呢？杰出的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怕的知识，曾经认为皇帝是需要的。英国人詹姆斯？ 布赖斯写过一本推崇美国民主的书《 美利坚共和国》 。他在中国旅行过中国，曾建议中国恢复君主制。一度短期访问中国，因而也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 艾利奥特曾经帮助安排美国政治学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做袁世凯的宪法顾问。这位古德诺教授根据他在北京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法制，个人的权利，甚至于纪律，都一无所有。他说：“专制主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了对于政治权威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实在说来，这些英美关于民主问题的专家们提出的结论，和梁启超、孙中山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建立一种公民的意识、一种公共责任心。不幸，美国政治学协会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古德诺博士似乎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王独裁的活动。
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宜称，山东省督军“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张宗昌）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身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拔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 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1904一1905 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 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还有一般人知道他绰号叫“老六十三”，因为他的阳具挺直时同63 块“袁世凯”银元像起来一样高（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核实过）。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他从行伍起家，曾拥护试图控制华北的“满洲大王”张作霖。
“狗肉将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军阀在他们走上政坛时起初也打着改革者的招牌，实施一些现代化的改革，表现关心人民的样子。后来权力斗争激烈了，他们就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军阀是政治秩序彻底分崩离析的象征。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被坏的社会的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
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当时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在1916 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 年国民政府统一这12 年中，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中央政权自19 世纪中期以来日趋没落，尽管形式上仍然是北京政府，掌握中央权力，同时它也还管着驻外使节和邮政局以及一些其他内政事务。不管是外国列强或各省军阀，没有一个人要求中国破裂，也没有一个军阀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相反，他们试图组成联合体来反对别的对立的联合体，但他们都是用军队这么千，不是用思想或政党来动员群众的拥护。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军阀大都划地为牢，他们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他们够制造或购买军火，也可以征募兵丁，指挥军队到处去祸害，但是不能建立起稳定的现代式政府。
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另一方面，即在各省当局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断裂。巾央政权没落，外国势力却钻了空子，增长起来。举例说，当1911 年各省宣布独立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这时也受到威胁了。这个司是掌管中国的外汇收人和债务偿付的，这时它却不仅仅估算海关税收了。海关的外国税务司第一次把税款存人并汇给在上海的国际银行团。这样做是省下了中国的外汇，不必向外国借了，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这个时候，不平等条约已经许可外国人以半殖民地方式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外国人虽不控制中国的整体，他们的特权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插手市政和全国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在海关、邮局、盐务署等机构中，继续以中国政府拿薪水的行政职员资格工作着。当然，关税和盐税都已划定为偿还外债和赔款之用了。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其中最大的是上海，外国领事们负责租界里的政府事务，例如英国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国多数大城市都有水路通航，因而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炮艇在出乱子时都能开去镇压和警备。这就使得通商口岸城市（即大多数主要城市）成为避免军队践踏的中立的避难所。
上海代表了中国现代化最好和是最坏两个方面。像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这个海滨商埠成了大都会。在帝国时代，苏州是长扛下游的大商场。但是随着长江三角洲逐渐扩大到海边，上海逐渐成为内河帆船和从海南到满洲大量沿海航行的各类轮船的汇合地点。长江兰角洲的位置方便了上海的发展。这里是全帝国最丰裕的产米区，明清500 年中每年从这里经由大运河把大米供应到北京。上海不仅得到这样一个物产丰饶地区的供应，还有运河和铁路，交通方便之至。
上海在外国庇护之下发展起来后，就可以和随着欧洲侵人东方而成长起来的其他海岸商埠相媲美了。像仰光、孟买、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