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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由此可见，为世纪初中国的统治阶层颇为活跃，但是中国的农民则无动于衷。
绅商合流的兴起，给农村的社会生活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在土地上的商业投资，增加了土地的价值。同时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纷纷迁移到城市里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佃户间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个人间的互相往来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个人的市场关系。村社共同体意识也没有了。此外，下层士绅（比一般百姓高一层）也被卷人金钱来往中，从而加强了地租负担和对农民的剥削。自耕农输给了城市里的大的土地投资者― 有点像美国农业家庭面对着农业经营公司的金钱势力那样。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士绅商人混合阶层使用武力加强了城市对农村日益加重的剥削。19 世纪5O 年代以后，地方的叛乱是靠新建的地区和省属部队加以控制的。随着19 世纪见年代清政府势衰力竭，地方控制武装反映了中央权力的衰落。下层士绅中的土豪恶霸也开始运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地方的军事化就得其所哉。1916 年以后军阀横行正是这种趋势的最终表现。
2O 世纪2O 年代，这一切情况结合起来，使富裕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农业区农民变成了“地主的奴隶，？ ？ 租子是在收租院里交，院里备有梯子、绳子、铁链、皮鞭、棍棒和其他酷刑工具。欠租不交的农民被锁在院里，有时用绳子捆绑起来，直到他卖了自己的牛或亲生儿子，或卖掉他的妻子，才放掉他”。
在实行各种改革时，谁也不找农村里的群众商量一下。农民们为了兴办现代学校、公路、军队、工业，负担了更繁重的税，但没有一件事改善了他们的境遇。在农村中，群众对于现代化的反应，常常是强烈的反对。新中国要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加重了捐税，而且在给农民一点利益以前通常是先搜刮他们一通。
1911 年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第十次暴动。当暴动于19U 年4 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 保密不慎，临时变卦，联络不周― 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
191l 年10 月10 日的起义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叹心）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协统（旅长）被迫出头统率临时政权。在六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上群众参与。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
同盟会领袖们必须赶快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并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这个气息奄奄的王朝的军队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谈判中，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 年元月l 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民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当时，袁世凯被认为是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惟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儿皇帝溥仪于1912 年2 月12 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 月10 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代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
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一样，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际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变得那么快。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
第三部分 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
10 中华民国早期及其问题
这一章和下一章将分别讨论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情况。民国早期政治生活的名声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爱国的、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后来对于军阀时期的混乱不胜沮丧之至，总是用辛辣的言语咒骂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里颇为可观的文化成就，到最近才受到研究。它们的景况是欣欣向荣的。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纪录的对比，按我们迄今为止所评价的，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的紧张状态，将来总有一天这两方面的情况会归总起来，绘成一幅平衡的图画。
先从政治方面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曾经要求在国防上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则突出表现为身居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是国家的保卫者和统一的象征。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倒很像满清泊帝国时期那样― 例如在亚细亚内陆，外蒙古和西藏都说要脱离民国而去。
换句话说，中国本来可以宣布为共和国，但她仍是一个帝国。满族接管了亚细亚内陆的结果，为中国在大陆方面创造了几个在北京控制下的缓冲地区。共和国要放松这些亚洲内陆地区，任其自主而不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威胁，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革命，使中国人民得到一种自决权的革命，却使它在西藏、新疆和蒙古人民面前显出一副殖民帝国主义的形象。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民族主义是有感染作用的。可是中华民国在亚细亚内陆又不得不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把非汉族人民称作少数民族并鼓励提高他们的文化，而同时否定他们的自由，这种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苏联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一样）。亚细亚内陆各民族一度脱离了北京的控制。
俄国在外蒙古的贸易和影响日渐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蒙古的人侵和课税受到僧恨。1911 年12 月，外蒙古援各省之例宣告独立。1915 年俄罗斯、外蒙古同中国三方面谈判达成了一项很周全、圆滑的协议：中国保留了名义上体面的宗主权，外蒙古取得了地方自治，俄国获得了经济权利并负责训练蒙古军队，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它的保护国，因为外蒙古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西藏，满清政府以比对蒙古更为强有力的手段确立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北京曾宣布要改革西藏古老的神权制度，并于1910 年派兵驻在拉萨。原来统治西藏的达赖喇嘛逃跑到印度，但是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他又回到拉萨，并于1913 年宣布西藏独立。1914 年中英西藏三方谈判，产生了另一个模式：西藏实行自治；英国承认西藏独立；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并继续保留对西藏的宗主权。英国在西藏有很大的商业利益，但没有像对印度那样，宣布它是保护国。西藏人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但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国际承认。中国仍然是名义上的统治者。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外蒙古脱离了中国，滑人苏联阵营，而西藏继续在法律上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法上没有独立的资格，因此也受到中国革命的很大影响。
新疆是个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汉族回民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是不容易加以控制的。清朝驻军主要是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他们必须对付当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游牧民和夭山以南喀什地区沿过去通商路线水草地区居住的维吾尔人。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只占总人口的10 ％ ，所以清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好在1912 年政权落在一个叫做杨增新的大城市毕业生手里，他在甘肃有过长期的统治经验，后来在水草地区的阿克苏和省城乌鲁木齐也长期统治过。杨增新从1912 年到1928 年他被暗杀为止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