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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离张格尔入侵喀什噶尔以及清政府同褚罕作战与靖和还不过一个世代（劝年）。满清在华中地区镇压叛乱的软弱情况，照例激发了在西北以及喀什噶尔的叛乱。在19 世纪7O 年代，‘一名叫做阿古柏的浩罕将军在天山以南摆脱了清朝的控制，与此同时俄罗斯又占领了夭山以北的伊犁地区。这个遥远的地区似乎整个失守了。
这时，李鸿章看到日本在崛起，朝鲜处于危殆之中，因此他极力为加强海防和建立海军筹集资金。有什么必要消耗有限的财源来收复那些靠不住的中亚细亚的草原和沙漠呢？不过左宗棠却很顽强、坚决。他说服朝廷：在18 世纪，中亚是三代皇帝最关切的地方，而且现在仍然是战略要地，朝廷必须出钱远征，收复这个地区。经过五年征战，左宗棠于1873 年平定了西北。在朝廷支持下，左继续建立他的前进基地，训练军官和六万军队。到1876 年，他冲过沙漠到达东突厥斯坦（遥远有如从美国的堪萨斯城到洛杉矶），漂亮地平复了现在称为新疆的地区。俄国人到1876 年也同意撤出伊犁。北京的达官贵人们对于中国显然有能力平息穆斯林叛乱者并对抗俄罗斯也有了深刻印象。
李鸿章的另一个对手在这个大家高高兴兴的时刻崭露头角，他就是张之洞（1837 一l909）。张是一个精明的学者，一个先对抗俄国、后对抗法兰西侵略安南的雄辩家。他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中的“清议”派中的一员，这些人要求严惩一切洋夷。1884 年李鸿章同法国谈判议和时，那些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们上书47 次，攻击李鸿章软弱无能。那都是对于误国续职行为的合理谴责（只是不敢谴责当权的慈禧太后）。可是那些“清议”派碰＿L 张之洞就毫无办法。因为他不但是诚实、清正的正人君子，信奉孔孟之道的鸿儒，而且是在现代化方面富有理想和干劲的人物。
张之洞在广州开设了一个造币厂，后任两湖总督18 年，在武汉修筑铁路，开办了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 汉冶萍钢铁厂。最主要的是他提倡教育：在广州创立学堂，办印刷所，印刷清朝经典著作，在武汉创办一系列学校，训练新军。张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者，谁媚地忠于当权派，以推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而著名，并i ' I 欺欺人地相信； ' l 日瓶能装新酒”，在旧基础上可以实现现代化，恢复孔孟之道可以实现现代生活，站立不动可以前进。当然，他面对着一个问题― 满朝文武还在为皇帝宝座工作，怎么样才能做到实际上非改变中国机构不可而又显得不威胁摇摇欲坠的统治权？
“自强”的努力到了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就完结了。从战争规模看，赌注是整个中国。但是李鸿章的看法不同，他试图推延战争。中国从19 世纪7O 年代就开始建立海军。有一个时期赫德正在为海关缉私建设一个防御性的舰队，他私下里以为有可能被委任为海防总监。可是这个差事却在高级官吏之间瓜分了― 特别是李鸿章自己。19 世纪80 年代李鸿章买了两艘钢甲巡洋舰并从英国聘请了顾问。招标时，德国克虏伯公司中标，阿姆斯特朗公司没有得标，结果中国添了两只较大的德国战舰。可是1850 年末，建设中国海军的资金竟通过官方的密谋可耻地娜用去建造慈禧太后新的夏宫颐和园了。根据赫德的估算，“海军可有3600万两白银余款（折合大约5000万美元）。可是，哈哈！一文莫名了”！ 1894 年9 月，他发现“克虏伯的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的炮弹里没有火药”。在同日本作战时，只使用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和舰队（华中和华南的都未用），有些炮弹里面尽是沙土而没有火药。中国的满清王朝经过“中兴”后30 年，在战争中对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双方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和新日本的莫基人伊藤博文。这两个人在1885 年为了朝鲜问题曾经会过面。那时两方面各自支持朝鲜国内互相斗争中之一派。李鸿章曾说过：10 年以后，日本的财力和实力将大可羡慕 此乃中国将来之祸源。”
一点不错，当1894年日本表面上为平息朝鲜的叛乱而插手时，他们一举消灭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并在鸭绿扛口外初次海战中打沉了他的舰队。这支舰队的统帅是一个老式骑兵将军，他命令各舰排成像骑兵冲刺时一样的队列，而日本海军则分两路包抄，将它们击沉。今天当旅游者站在颐和园湖边参观那条大理石舫时，一定可以在想象中看见一条标语：“纪念：原来可以充作前清海军之物在此。”
1895 年李鸿章到下关求和时，他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客气的对话，这段话有英文记录。李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能够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作，不使我们亚洲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 10 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 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审视，中国第一场现代战争的指挥权落在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好像这不过是保卫他一省的边境似的，未免令人惊异。当然满清政府这种缺乏民族气概的怯懦无力是该责备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这是个非汉族的朝廷，而是有更深的根源。显然，毛病在于君主帝制本身，在于它的行政虚有其表，它没有建立现代中央政府正常运行的机制。清王朝经受住了中国人民的多次反叛，但是现在它把握不住对外关系了。日本胜利后，中国在10 年中处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竞相争夺之中。为了赔偿战败损失，中国对欧洲国家负债累累；为了抵挡日本，中国把俄国请进了满洲― 直到l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才退处满洲北部，日本则雄踞南满和朝鲜。与此同时，俄、德、英、法1898 年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一般都有一个海军基地，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和沿线可以开发的矿山。总而言之，中国看来已经奄奄一息。一个新的世界必须出来挽救它了。
1840到1895这55 年显示出中国得的是内优外患的老综合症。这个王朝苟延残喘，靠的是牺牲人民，绥靖外国人，以取得他们的武器，镇压长江下游、西北、西南以及中亚细亚的叛乱。外国列强把（中国）周边的纳贡国家一个一个蚕食了去，不仅有伊犁地区，还有琉球、越南、朝鲜，甚至缅甸。这个时期除了对法国和后来对日本作战外，还有西方势力的广泛入侵。轮船和电报加快了运输和通讯的速度，主要商埠的城市化培育了文化变革的幼苗。19 世纪50 和印年代人口虽然丧失很多，但后来又新增加不少，并带来新的问题，现在政府尝试用各种办法补救时艰。清王朝以恢复皇权来增加自身的活力，然而，这样做又使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变化。汉族官吏借着忠实于个人的地方军队在各省争得领导权，而北京则与英国和其他外国合作，开始谋求军队、外交关系和对外贸易的现代化。最有意义的是人数逐渐增多的上层阶级的多样化，城市（特别是商埠）里不受官方控制的各种专业人士崭露头角，地主、及第的儒生同商人间继续不停的大融合。此外，农业的商业化也在前进之中。
对西方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些学生已被派到国外留学，但是清廷不是强有力地领导现代化，而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形势下小心谨慎地加强权力控制。随着基督教会和其他外国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国社会开始向外来的现代化影响开放门户，但是王朝对于非中央的行政首脑部门的垄断管理体制，改变得极其缓慢。
19 世纪研年代清朝的“中兴”到底怎么样？答案不一。从王朝的观点看来，帝国政府经受了几次叛乱，皇帝仍然享有高级官吏的忠诚，有权任命和罢免从中枢到县级的首长，以勒令、谕旨发布对他们的摧升、降级，奖励和惩罚。一句话，官吏制度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体制表面上一仍川贯之中，权力却从满人滑落到汉人、从北京滑落到各省、从各省的高级绪绅（会、殿试人第的举子、官僚、大地主世家）滑落到中下人士手中，而他们也许是通过“捐官”、贿赂或大官的推荐而进人这个阶层的、，到1895 年，由王权的国家、社会的孔孟之道和满族统治构成的综合体，已开始分崩离析。现在各省的高级官吏都是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