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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得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他们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我们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我们发明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努力赶上去。但是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妨碍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行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例如19 世纪后期的铁路时代促成了整个美国的统一，而中国的江河湖泊和运河网络却世代相袭，在南方就不感觉建设铁路怎么样迫切，担心招来外国势力侵人的保守心理也延缓了在华北的铁路建设。此外，我们那空旷的中西部地区因实行农业机械化而变成了世界的面包篮子，拥挤的中国人则只得年复一年地把秧苗插到世界最大的水田中去，用双手来养活他们自己。
同时，两个庞大的体系把中国这个国家紧紧地捏在一起― 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制度。3000年来这两者相互支持，并生共存。根据象形文字记载，早在公元前1850 年，军事和僧侣统治阶级就指挥群众在商朝古都郑州、安阳（今河南省）用夯土的办法修筑城垣。群众用锄犁耕地，上层士绅则收租敛税，从此就成为中国农村的典型。
100 年前，当铁路和麦科米克牌收割机建设着美国中西部时，在中国的河南省却投有人要它们。官吏阶级和他们的同伙― 当地士绅，都是读孔夫子的经书教养出来的，书里没有提到过什么蒸汽机、收割机之类。农民们如果不去锄地、用镰刀割庄稼，怎么打发他们的日子？这对今天河南的马克思主义官僚分子来说，还是一个天公地道的问题。
波士顿罗塞尔公司的约翰？ 莫雷？ 佛布斯在19 世纪4O 年代后期拿他在中国口岸做茶叶和鸦片生意赚的钱，投资到更赚钱的美国中西部，先创建了密执安中央铁路，接着又投资到芝加哥、勃灵顿和昆西。与此相对比，一个1875 年在上海任总督的清朝官吏把外商建造的短短12 英里的第一条上海到昊淞的铁路买下来后，很快就拆掉了。这个官吏，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当时还是一个革新派领袖人物。他曾上书给清皇帝说，他不能容忍英国人同中国合营一条铁路，连共同管理也不行，中国必须控制自己的现代化事业。此外，当地人也强烈反对筑路。
这一类事件说明，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行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着作用。首先拿自然地形和人们对它的适应― 就是生态学来说吧。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最古老商朝的都邑建在黄河流出群山，开始向《 心英里长的华北平原区域奔流的地方。同时代的埃及和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巴比伦）的文明则成长于连接海洋的大河。黄河则不然。黄河流人华北平原，带着10 ％的泥沙，而没有山谷将其引导下去。为了防洪，年年都得及时筑堤，但筑堤的结果却使河床越来越高，以致高出两岸的陆面，河堤随之加高，终于决口为患。因而黄河人海，有时在山东半岛以北，有时在半岛以南。它从来不是一条大的运输河道。
和早期中国的内陆封闭状态相对比，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如脖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迎太基的敌对者，都不一样。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到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为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了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漂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
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填充他们美丽的国家。因为古代中国人没有什么海外的去处，没有强大的对手和她进行贸易交往，也不怕遭受外敌的人侵。
中国内向爆炸的办法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上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在一定的地块上，靠稻子和灌溉生产出的粮食总比早地上种的谷子和小麦要多些，所要的就是许多靠大米过活的手脚利落的工人而已，不过每个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很低。种稻子就意味着中国农民用锄头和水牛把水田犁好，把稻谷撤下，然后用手插秧、收割。这种种稻方法从来都是以劳力为主的。中国南方都是以稻米为主粮，其他作物比起稻子来都是次要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于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小小的技术改进和改良稻种能够增加产量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不能改变耕种者同地主和收税者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干早的华北和欧洲，农业是比较艰苦些，容易遭受自然灾害，但同时却易于耕作多样化，进行集中管理和大规模经营。不仅如此，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开始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
中国人口的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农业按各家各户进行，都得由家长说了算。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的社会里，所有的儿子们都分享家长制的权利。中国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庭集体的一部分，一般都不能出走海上，既不能单独去发财，也不至于死于杂疾百病。中国人总是作为他家庭中忠诚的成员生活着，非常关心亲族关系，对于辈分、男女性别和身分的区别很是敏感，从古代起，女儿都是嫁到别家去，儿子则将媳妇娶进自己家里来。妇女是从属的成员。虽说这些区别只是程度不同，主管全家的家长和不幸的儿媳妇在别的社会也是有的，可是在中国社会，由于在一块土地上聚集着许许多多家庭，就发展起来一些特异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中国这个国家有其最特异之处。在最古老的有记载的时代，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家系头头。他和他的亲人、帮手们变成了治国的能手。后来这个统治者就不再是一个凡人，而能同他的祖先和其他看不见的自然力量互通音讯。他借助于杀牲祭祀，代表人民就商于已故的祖先，正如甲骨文的卜辞所显示的那样。中国文字首先出现在甲骨上记录的卜辞，卜辞记载了统治者的祥符吉光和从祖先那里获得的浩命。这样，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和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字书写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形成起来的国家权力就包容和利用了文化。在政府里辅助治理的绪绅们通常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孔子以及其他诸子百家试图向统治者进言，建议怎样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已经在想着，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这种形势产生了两个重大的歧异。第一是古代的中华帝国必须建立官僚政府的各种职能。汉代朝廷派遣官吏在一定时期内管理一定的地区，由朝廷发给薪棒，而额定的租税则通过一种通信制度，在中央政府监督之下汇给朝廷。官僚制度允许中央集权，但需要训练有素的士绅充当官吏。在七世纪欧洲处于黑暗时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创造了考试制度：想应试做官的人必须刻苦学习，熟读经书，并且证明自己是忠于君国儒家的原则。同时，他们学会了通过制定一种互相担保从而互相监督的“法家”体系来控制居民。
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农业官僚社会从全国人才库中选拔出一群士大夫，他们成为史家、艺术家、鉴定家、哲学家和幕僚官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