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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这种政治类型中，忠于原则的派系是例外。派系之存在基于个人关系，而其目的是提高权威人物和派系中依靠他的那些人的权力。派系之争，不属于意识形态，而是非常个人的。
结果之一是在下属和官吏层下面人民群众中产生消极被动状态。权威人物不应、也不能加以侵犯，因此冲突不可能通过互相讨论或妥协来解决，除了村一级的少数体面人物之外。批评会危害权威，所以不可能加以容忍。这样，民族的统一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的多样化会使它受到危害。
解说中国政治，还有一点要继续说说。因为旧中国是多靠伦理、少靠法律治理的，所以伦理方面意见一致是把事情捏在一起的必要的凝固剂。在旧基础上的中国政府的成功，必须有体现在一种正统意识形态中的公众道德观和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的领导地位的尊崇信念。
这个理论关联到近代的地方政府。到l900年左右，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皇帝与大臣（广泛些说，在皇帝与上层士大夫，包括在职与不在职的官吏、省和通都大邑中的高层人士以及大地主家族）之间体现得非常明显。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地方上与农村和产业有渊源的上层士大夫同低级士大夫（在初级科举考试中有功名的，有的是“捐”出来的大商人）之间。低级士大夫利用他们的身份在处理当地事务时是普通百姓的上级，并监管许多公务如修理墙垣、寺庙，管理渡口和江河堰坝，必要时实行救灾、放贩，以及在上层士大夫指示之下进行的类似的管理活动。总之，上层士大夫有较高的官吏身份和权柄，以下层士大夫的保护人和监督人身份活动，下层士大夫则以普通百姓上级的身份处理农村中的公共事务。在理想的构图中，伦理义务和相互负责的连续统一体，从头到底贯串在社会中。
这种旧秩序在近代社会的破裂，开始于“现代化”过程从城市到农村缓慢而又具有破坏性地发展之时。上层士大夫搬到现代化的城市里住的时候，就把田产交给他们的管家替他们收租纳税，他们只在城里遥控。这个趋势就在上层和下层士大夫之间造成一种断裂，渐渐让后者为所欲为，给他们机会腐化和盘剥农民。到了20 世纪，特别自1905 年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地方绅士变成村里的强人和恶霸，他们凭借权势，勒索敲诈。他们的横征暴敛反转过来使他们与普通百姓越来越疏远。低级士绅本来是维护和承认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依附的，现在变得无法无天，只求自己富裕。加世纪以来税捐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这就导致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和建筑在它上面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新的组织形式必然要出现。
关于中国人的动机和行为还有其他解说。上面这种理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当然它也不能代替所有揭示出来的已知事实。
现在我们的叙说就要按照各方面的演进程序进行下去了。首先，20 世纪初的中国，新事物和旧制度之间、人口和贸易的增长同政府与学历制度裹步不前之间的紧张形势变得日趋严重。
其次，由来已久的内优外患的影响导致19 世纪末期保守的王朝政府和外国通商口岸的特权势力同时并存的局面。
第三，帝国主义时代在19 世纪如年代达到高峰后，改革和革命的运动开始互相竞争和交叉进行。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与价值观念和休制相对缓慢的社会变化两者之间竟争起来。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标志着探索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进程。
第四，这些努力之间，发生着此起彼落的现象。物质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在技艺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现在1911 一1913 年、l923…1928 年和l946…1949年三次革命斗争中。这个斗争在人民共和国（ l949…1985 年）仍在进行着。
以后各章将要表明：过去的帝国政府和社会怎样对付那些无法克服的困难，如何在面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变时开始分崩离析。
04 条约时代以前商业的增长
我们稍微再想一下，就能看出19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奥秘理解得多么肤浅。归根到底，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物质进步的倡导者；物质进步是他们经验中最激动的事物，而且他们在中国又没有看见管道和蒸汽机。帝国政府没有设法使用现代统计。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不说中国话，他们也不到内地旅行，住中国客栈，不跟当地商人在他们的会馆堂屋喝茶聊天。中国人缺少枪炮火器和其他现代物质设施，所以西方的“中国通”们，以他们对中国事物的有限见识，很自然地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傲慢感。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中国― 拥挤、散漫、外表不洁净的中国― 显然是“中世纪”的，因而是“落后”的。这些“中国通”― 商人、传教士和领事们，是当时最早的一批观察者，因而也就产生了传诵一时的博雅高论。现代西方汉学家同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起，正在探索回顾中国古代的成就和弱点。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当代的学术权威不会像19 世纪先行者那样，被后来居上的人所超越。
来自近代学术界的第一种矫正性的理论是对帝国主义的重新评价。霍布森、列宁和本世纪初的其他人依据新的经济科学对历史做出了唯物主义论的阐述。在专心致力于剥削的帝国主义者心目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政的剥削。更微妙的作用如现代化，技术转让，体制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精神，都不是同等重要的事。事实上，实际的记录现在看来是很复杂的。在某些情势下帝国主义确实是剥削的，但在另一些情势下它倒更像是一种发展的粗糙形式。有时候它甚至在物质上对你有好处。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创痛是心理的。对于任何具有自豪感的民族来说，它最令人感到羞辱，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弊害。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观念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主要输人物。让我们留意一下它在中国现代史上造成的奇异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看几个演进的阶段：
l ．侵略的欧洲列强记录了它们的“武功”：从英国的鸦片战争（1839 －一1842 年），英法联军的人侵（ 1856 一1860年）； 19 世纪即年代中法对安南的战争，到1895 年日本甲午之战的胜利和1895年反对义和拳的“人侵”。外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回忆录和政府档案。H 。 B ．摩尔斯在1900年以后从英国的“蓝皮书”上摘录了关于中国的记录，并颇为恰当地称之为《 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 。然而，这本书成了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主要著作，其中有一章甚至专讲太平天国起义，因为这场起义涉及到了英法关系。
2 ．近代中国历史学者以摩尔斯的著作开始，进一步编出一本与英国“蓝皮书”相似的中国著作。在鸦片战争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本世纪30 年代，道光皇帝致林则徐总督的谕旨被披露出来，而在广州与林谈判的英国舰长C ，义律从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收到的训令，却在如年前的184O 年就发表过了。中国方面就是这样慢慢赶上去的。
3 ，对外交往研究强于内政研究这种不平衡现象，还不止如此。2O 世纪3O 年代至60 年代间，中国政府抛出了好几卷“中国近代史”，而外交方面仍抢在前面。显然中国的外事关系吸引了更多的官方注意力，而且拿得出容易发表的档案。但是中国社会和国家的实际经验如何呢？是不是对外关系事实上压倒了国内关系呢？或者是外国人先有这样想法，中国的爱国者后来才想到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停下来先看看19 世纪的中国和18 世纪的欧洲。自然，一个人总要以土生土长的事物概念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否则我们就不能分析它。但是这样做，常使我们去找（或不去找）我们想寻求的东西。
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直到最近，这种矛盾现象仍不大为人所注意。它可以被称为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无论在19 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思想中，还是在那场侵略的最后阶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国近代史都是从l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