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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我做此推测的理由有二。一是他在保定军官学校上学期间（他于1914年2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炮科，1916年5月毕业。）的一些教官，曾经有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背景。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水师受重创，日俄旅顺口战役日军胜出，清军被日本挤出朝鲜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日本作为新兴军事强国的地位已经日益明显。20世纪初期，一些中国青年纷纷到日本寻求强国强军的道路。保定军校首任校长蒋百里就有留学日本的背景。蒋百里先生是祖父十分敬重的人物，我曾听父亲讲到祖父对蒋先生的敬重之情。我在读祖父1949年以前的讲话和著作时，也发现他提到的人物中，蒋百里先生是频率很高的一位。比如，在祖父的《建设新西康十讲》中，引用蒋先生的论述有多处。既然保定军校中有不少留日归国教官，那么他们在授课中分析日军将领和他们指挥的战役是不奇怪的。此其一。其二，从保定军校的历史看，对日军也是高度重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北洋政府办的军校，该校开办于1912年10月，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编练新军时办的北洋陆军行营将弁学堂（1902年）、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3年）等校。从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国际列强的关系、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背景等方面看，北洋系统的军事教育中，日本应是作为主要的战略敌手来对待的。因此，在保定军校的教学中关注日本的近代重要将领（包括乃木大将）及日军参与的重要战役（如日俄旅顺战役）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些只是推测。
第三十二章“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虽然也遭遇抄家等冲击，但是他不是运动的重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关心，因此，可以说生活在风暴中少有的相对平静的一隅。他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醒。他曾讲过，国家还没有统一，对他估计不会怎样。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也颇存感慨。他曾对父亲说：“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对这场由上而下的大运动、大动乱，祖父在他以往形成的政治思维框架中，能找到怎样的解释支点呢？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二十多年，他曾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中由治到乱的过程归因为“不讲求进步方法”，即“不能随时代的变化而改进其统治方法”，并从各类人物的心理加以阐述。如：“历史上大凡创业之主，其取天下也，多富有进取精神；其治天下也，无不反乎进步。其不进步的原因，大概有这几点：其一，认为目的已达，无需乎再进。其二，有骄傲之气以阻其进。其三，利用人民之惰性，以‘不进’收拾人心，粉饰太平。其四，为防功臣窃位，多采残害政策，使为人臣者敛迹，不敢言进。其五，为防人民称乱，多采愚民政策，根本阻止其进。其六，或因其生活偏于淫奢享乐，或因其思想集中于防内制外，根本无时以言进。”这些归纳，在他面对的现实中，能有解释力吗？这场大运动，是“进步”还是“反乎进步”？是“随时代的变化改进统治方法”，还是不识时代变化而因循旧方法？在这样的思维架构中，能找到理解的答案吗？也是二十多年前，他曾研究过社会风气的流行，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风气的流行：“大凡一种风气，若是由上而下的，总容易流行政治上最容易养成有各种风尚，如时值乱世，便很容易有巧于规避、崇尚狡诈的风气；如时值升平，便容易有工于逢迎、阳奉阴违和敷衍因循的恶习；如主官好静无为，不喜进取，政治上便容易有粉饰太平、只顾场面的现象；如主官励精图治，振作有为，政治上便容易有颟顸操切、遇事生风的情形。总之，上有好者，则下必有甚焉者。”这些研究，对于这场大运动中流行的种种风尚，能提供理解的帮助吗？以我对祖父的了解，他是会思考这些问题的，虽然他通常不会说出来，至少不会明确说出来。我后来回忆，他在特定场景下的某些只言片语和暗示性的动作，也许能够反映出他的某些思考和政治判断。“文化大革命”的公开而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此后，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底，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每次，祖父都被邀请并出席了多次。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包括林彪。他出席后回到家中，有时会说上几句观感。有一次他向父亲和祖母伸出两个手指意味着“二号人物”，说，他的神情很奇怪，目光游移。祖父接着说，看上去气色不好，好像是有说到这里，他把大拇指和小拇指张开，做了一个“六”的手势。从祖父房里出来，我问父亲，那个“六”是什么意思？父亲说，你不懂！没有回答我。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再问父亲这个问题，父亲说，那是指抽大烟。祖父看林彪气色、精神都不好，像是用鸦片来提精神的人。祖父这些简单的言语和姿态似乎反映出他的一种感觉：这个接班人的确定性是成问题的。那么，何以会选择这样一个身体孱弱的接班人？更真实的指向何在？有一件事，使我相信祖父考虑过这个问题。“文革”初期抄家的风浪过去后，祖父的一些老朋友重新开始上门走动。一次，刘衡如先生到来。刘先生知识广博，颇通医术，家里人有病，常请他开中药方。刘先生还是一个乐观而健谈的人。那次不知怎的，他从中医的眼光谈起毛泽东和林彪的身体。他说，毛主席的身体比林彪的身体要好得多，怎么选的接班人的身体比老人家还差呢？！祖父没有回答，以手指点了三下。刘先生没有再说下去。我后来逐渐领悟到，祖父点那三下是写了个三点水，暗指江青。他是指要注意江青这个人物的出现。以祖父的政治经验，他当然不会认为毛泽东会把权力最终交给江青。然而，他的确非常注意江青这个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出现的涵义。那么，他从这个现象中看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前期，是高度敏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自然不能问，问了祖父也不会回答。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初期，思想幼稚的我也是问不出这个问题来的。随着思维的逐渐成熟，这个问题便浮现在我头脑中。我想到了前面提到的祖父的感慨：“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他担心的“垮”，是垮在哪里？
是大批的贤良文武被整肃？的确，祖父熟知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某些朝代在天下初定时期残害功臣的历史，也知道苏联在斯大林初上台时期对大批领导干部的“大清洗”。这些活动使国家组织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并没有“垮”掉，这都是祖父知道的。看来，仅从大批贤良文武被整肃还不能完全解释祖父担心的“垮”。我想到祖父所处的时代和他经历的历史事件。祖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步入军界，而在北伐战争后成为独立军事、政治力量的。他在青年时期目睹了袁世凯由朝野瞩望的似乎无可替代的重磅级大总统（可终身任职）转瞬垮台的过程。其间亲属关系介入权力继替过程发挥了重要的负面作用称帝是这种机制的外在极端形式。袁氏垮台标志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亲属继替制度的合法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当年，祖父那一代青年军官在权力日隆、意气飞扬之际，常标榜的理念是功成身退，还权于民。不管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这种标榜反应了政治在社会精英中的认可或者说合法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下面引述祖父在1931年的一段话作为一个例子。他是以墨西哥近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阐发他的想法：“墨西哥以前是世界著名的乱邦，其政治之紊乱，不亚于我国，尤其不亚于我们四川。距今十七年以前，胡尔泰称兵猖乱，将总统马德劳杀了，窃位自立，专横达于极点。过后卡兰查举义，又把胡尔泰打到。殊知卡氏的横暴，更甚于胡氏。那时出了两个伟大人物，将卡兰查推翻，把墨西哥治理起来。我见着这两个人的高行，甚为兴奋，所以才详细地说。这两个人是谁？其一是拥有兵权的凯鲁士将军；一个是文人卢必欧。当卢必欧见卡氏的专横，以为非革命不足以救国，于是高举民主政治之旗，唤醒国人，举兵讨伐，凯也赞成民主潮流，举兵响应，共趋墨京，将卡兰查驱逐。可是卢氏得胜入京陈兵市上，当众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