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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翻译过来作为“内部”书提供。比如，列宁去世后在苏共内部斗争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驱逐的列夫？托洛茨基于1936年写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被关押的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都是“文革”前以“内部”书面貌印刷出版的。在70年代初期家里因祖父的关系有了购买内部书的机会以后，我最先读的几本书之一就是《赫鲁晓夫回忆录》。
和今天公开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不同，那时出版的是一个节本。在这个节本中，删去了和中国的冲突、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一些情况，但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赫鲁晓夫在书中讲述了他怎样从一个矿工走到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上的经历，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内部状况，讲述了斯大林和苏共高层的工作方式，讲述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内部的斗争等等。从书中读到了不少以前至少是我闻所未闻的说法。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祖父的身体已经不好，特别是到了冬天经常住院。我那时在山西插队，冬天农闲时节就回到北京。祖父住院时我经常在医院陪他，需要陪住时晚上就住在病房里，回到家里则要搀扶他散步。那段时间也是我读书比较集中的时间，读的不少书都是内部书店买来的。祖父有时问到我读书的情况，我就向他讲述。其中，《赫鲁晓夫回忆录》是我向他讲过的一本。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在中苏之间的关系由亲密走向敌对的那段时间中，祖父显然认为此事重大，但态度却十分平静，我也没有察觉到祖父对此表现出哪怕丝毫的意外或不解。这样一个印象使我后来在接触到和祖父的历史有关的文献时多少有些下意识地注意：他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和这个北方邻国打过交道，他怎样看待这个邻国的作为。有一件事使这种交道成为可能，但这件事被他拒绝了。1946年春，蒋介石让张群向祖父转达，要他丢掉枪杆子搞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去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祖父认为这是调虎离山，是蒋介石整垮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惯用手法。于是坚决表示，宁愿到乡下去作老百姓，绝不愿到南京去做官。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如果祖父去了，如果去了以后确实管事，那么，涉及到蒙古事务就不能不和苏联打交道。因为“蒙藏委员会”的“蒙”，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中是包括了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当然，这两个“如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在祖父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没有和北方邻国打过交道，但是，却和来自法国、英国、日本的势力打过直接或间接的交道。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西南逐渐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祖父入政之后，和法方少不了交往。据父亲回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祖父任四川省军政首脑及退至西康后，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领事贝珊和祖父时有往来。父亲记得他总是开一辆“铁雪龙”牌汽车到家里来。贝珊后来调到缅甸、越南，和祖父失去联系，听说死于抗日战争时期。和法方交往归交往，而在祖父的观念深处，从民族独立的思想出发，使西南乃至整个中国摆脱法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始终是他的一个理念。此事父亲和我多次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法国的政治势力才在西南被彻底逐出。此后，法国在戴高乐总统执政时期，在新中国和西方世界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法国是西方世界中率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正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一位法国政要曾到家里来拜访过祖父。我还记得祖父在大客厅前的院子里迎接他进入客厅的情形。这位政要是到中国访问时提出要见祖父的，这显然是因为祖父曾为政于西南，而祖父事实上与之并不熟识。听说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工作过。这次见面以后，他又在和平宾馆请祖父吃饭。祖父和祖母带着姐姐出席，而没有带男孩子。看来，祖父对法国人的平等观特征和尊重妇女观念还是挺熟悉的。至于英国，祖父当年在与西藏方面打交道，特别是产生摩擦之时，是无可回避的，因为英国的势力已经深深地渗入了西藏。此时，祖父不仅要考虑民族关系的处理，而且受到所谓“外交压力”。祖父对于把西藏问题牵入所谓“外交”之中，是很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对西藏只有内政而不是什么“外交”。“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形势下，国内每股政治力量、每个政治人物都面临考验，祖父也不例外。他的立场是：抗战到底，决不动摇。祖父在历史上，曾有两次反对蒋介石主政的经历，于此过程中，在国民党内和汪精卫有较多的联系。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当汪精卫主张妥协而叛国后，祖父立即通电，谴责其“信念不坚，言行逾范”，指出“最后胜利，尤宜并力争取，绝无中途妥协之余地，更无和平谈判之可能”，表示“抗战到底”。1944年冬季，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西南为之震动。那时候，云南的龙云来电向祖父征询对策，他和“唯民社”的同人商议后答复说：如果敌人继续西侵滇康，我们要动员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绝不能有任何动摇。事实上，在列强环伺、国家危难中成长起来的祖父，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国家独立、富强的理念远高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在对苏联的关系方面，我想，他定然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而不会去纠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从尘封的文献中去寻找祖父的思维脉络，使我注意到，祖父在经边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深深感受到国防与外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他有关“国防勿与外交相混淆”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国家关系变化的看法：
何以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然，将使我们的国防，无目标、无对象、无决心，终致无建树。例如西藏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英、俄垂涎和彼此冲突的关系。然而就外交来说，现在英、俄都是我们的盟友，究竟还防与不防呢？拿印度来说，其情势更难处了。原来它是英国侵略西藏的基点，然而她现在又变成了我们的盟友，其难处者一。拿英、印的关系来说，我们不能不同情印度对英要求独立，然而这又是我们的盟友英国所最不愿意的，其难处者二；说不定日本的势力不久会伸手在印度来，印度为了脱离英国羁绊，也如缅甸一样，去与日本合作，这也有可能的。到那时我们不能不把印度当成敌人，然而毕竟它为了自己的独立，不能不给予同情，此难处者三。至于缅甸已变成敌区，这不用说了。从这样说来，因了外交的关系，岂不是将使我们的国防手足无措吗？这却不然！我们谈国防有个原则，就是‘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外交是一时利害结合的问题，国防是千年万代立国的基础，绝不因一时国际的变化而变化。与敌国相处，有国防；与友国相处，亦有国防。就外交的观点来说，环绕国境者，有敌有友；就国防的观点来说，则无论为友为敌，暗中都是敌对的性质，这是二者一个很大的差异。”在这里，祖父站在纯粹的国家政治人立场，以其特有的坦率，把话讲得十分直白。既然如此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中苏之间亲密也好，交恶也好，祖父不为奇怪，也是很自然的了。
第十七章学习在成都
上小学以后，成绩手册拿回家里来让家长过目、签字的时候，总是祖父、祖母一起过目，祖母签字。我的成绩还不错，几乎每次都会得到祖父的夸奖。祖母则很少夸奖，她始终有一种“你应当做好”的威严。父亲回忆说，他小时候有“慈父严母”的印象。这个印象用来形容我对祖父、祖母的感觉也基本恰当。在祖母那里，有一种你想成纨绔子弟都成不了的压力。不过，我觉得在她内心深处，有着和许多祖母一样的那种认为孙子一切都好的倾向。到了北京，成绩册转由父母过目、签字，但是我们还是照例要送给祖父、祖母看。那时学校的课程压力远远没有现在的学校里大，我的学校老师教学也十分得法，加之学校提倡全面发展、劳逸结合，所以我的成绩始终很好，经常是全满分。这样的成绩单拿回来，最初得到几次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