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侍舛⒆诺募苹埂�
三月二日，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回答了我的问题。其中，他们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准备摧毁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在其港口中布雷，以及实行海上封锁。他们承认，针对这些行动，中国有可能以军事介入来做出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仅仅做出一种非核武器式的反应，将极有可能无法迫使中国放弃其行动。他们接着补充道，“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但是，即使这时，他们也未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的计划将足以阻止南越的丧失。
显而易见：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已认识到，他们的计划涉及美国政策的改变——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极力敦促，希望这一计划能够被采纳。
在这几个月中，南越的局势仍在逐步地走向恶化。政变之后，军政府夺取了权力，但它仍无法阻止事态的恶化。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伙年轻的军官在阮庆将军的率领下，推翻了这个内部四分五裂、缺乏工作效率的政府。华盛顿既没有鼓励也没有推进这次政变，事实上，这不过代表着局势长期的混乱。这种局面使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焦虑和担心进一步加深了，他担心，政治上的长期动乱将会粉碎军事上的成果。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要使阮庆成为“我们的孩子。”
个头不高，长着一对鼓出的眼睛，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头上常常顶着一顶红色的贝蕾帽，阮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坚强、机智、敏捷，具有强烈的抱负，但也有些矫揉造作和虚伪。他只有三十七岁，曾在莱文沃恩的军营里接受过美军的军事训练，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师长和军长，具有广泛的军事阅历。但是，他对政治和经济事务则所知甚少，几乎是一无所知。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许多美国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国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仍认为他是南越将军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当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启程前往西贡之前，总统在白宫召见了我们。在他临别前的指示中，他说：“鲍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庆将军在一起，面带微笑并挥动着手臂，这可以向那里的人们显示，这个国家自始至终站在阮庆的背后。”
总统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对我来说，无穷无尽的局促不安则始终伴随着我。在三月中旬的几天里，只要美国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即可目睹我的风采——与一位正在进行竞选的政治家极为相象——我们周游了整个南越，从湄公河三角洲到顺化无处不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与那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阮庆将军一起，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面前，试图使他在其人民中树立起权威。由于我们仍然没有认识到，北越和越共的斗争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因此，我们也绝不可能意识到，鼓励人们认识到阮庆和美国的一致性，对于广大的越南人来说，极有可能仅仅强化了他们的某种观念，即，阮庆的政府并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是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支持。
处于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缚之中，我仍然企图避免误导公众的看法，使他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进展。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们于夏威夷停下来加油，这时一位记者问我： “你昨天引证事实说，目前越南的局势非常严峻，是这样说的吗？”我回答道：“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报告的那样，那里的局势非常严峻在三个月中，我们已看到了三届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这种政局的变化，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进攻、恐怖和骚扰的行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回到华盛顿四天以后，三月十六日，我对总统做了汇报，指出，自从政变以来，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严重的恶化。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政府的弱点已变得极为明显。由北越支持的暴动和起义正与日俱增，然而，最为致命的因素则是，阮庆政府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的视察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阮庆绝没有宽广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识到此点，并非通过交谈，而仅仅通过大部分村民们无动于衷的面部表情，即可获知。进而言之，他对军队的控制似乎也是难以确定的。
我们再次讨论了行动方针的选择。由于多米诺式的效应，撤离似乎是无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几次场合中，这已有定论，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样，它仍不会得到众多的支持。我也探讨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结论是，戴高乐的主张将只会导致共产党人在南越的得手，对于西方的安全来说，其严重的后果与美国撤离的后果并无二致。无人想到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戴高乐——就像我们从这种对西方的“冲击”中所得到的那样，他也会受到同样的损失——能够接受中立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国总统的公开言论并未涉及中立化的实质内容，因此，它只是一种缺乏严肃性的泛泛而言。在我会见了林登·B·约翰逊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 德姆维尔对迪安·腊斯克承认道，巴黎缺乏一个中立化的详细方案，并指出，法国也不希望南越陷落于共产主义的阵营中。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向戴高乐施加压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标，做尽可能的努力。然而，我们并未这样做。
我也向总统汇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告诉他，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计划已被详细地讨论了。就已得出的认识而言，此举可能会导致中国人介入军事的风险，与此同时，此举也并非就能彻底击垮北越的信念，严重地削弱他们的能力，使他们停止支持在南越地区进行的起义和暴动。然而，由于似乎没有更佳的选择，参加西贡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对这种袭击表示赞同。此举犹如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它将使我们的对越政策向前推进若干年。资料和分析均显示，空袭将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决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说任何事，来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以致于那些令人泄气的报告常常受到人们的冷遇。
尽管，这是西贡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仍然提出了反对发动空袭的建议。我指出，阮庆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声称，他在南越的基地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难以承受北越可能进行的报复。尽管，我没有提议介入更多的美国军队，但我还是同意，着手就美国空军袭击北方做出计划。但是，对于引进美军地面部队一事，我们则未做任何的讨论。
我将这些建议提交给总统，这也代表了与我同行的高级文武官员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A·麦科恩和威廉·P·邦迪。然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他们的意见时，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M·格林上将和空军参谋长柯蒂斯· E·勒梅上将不同意我的报告。小华莱士·M·格林认为，如果我们想呆在南越并取得胜利，那么，就应集中美国的力量来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大意如此，并非原话）。柯蒂斯·E·勒梅则认为，北越和越共的后勤基地，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路线应当遭到轰炸。迪安·腊斯克的看法与我的建议相同，并且，总统也赞成我的建议。
除了小华莱士·M·格林和柯蒂斯·F·勒梅以外，对于我反对立即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些批评者断言，总统在空袭一事上的勉强态度，来源于一种愿望，即，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他将尽力避免一场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权利，林登·B·约翰逊正在为参加竞选而努力，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决定任何问题的基础。然而，我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可以完满地解释，在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反对空袭北越的决策。当时，即使是阮庆本人也反对此种行动。
并且，我之所以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避免中国或苏联的报复。任何一届总统均有足够的理由来考虑国内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误，则是我无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应总统之要求，在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