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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困难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它并没有从有条件的捐赠政策当中获得多少帮助。即使是那些真正想要进行改革的政府，也往往会被迫反对一些援助国急切催促它们进行的改革，因为这些援助国总是想要毕功于一役。而政府并不想偶尔才拿到的钱，就胡乱进行一些改革，随后便不了了之。所以真正的改革者往往不能将自己和冒牌的改革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改革的诚心，投资者便将他们和冒牌货们混为一谈，说：〃不用联系我们，我们会联系你们的。〃随后却去了中国。
第二部分 第25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6）
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可信度的问题。由捐款促发的改革并不能为投资者所信任，而即便没有捐款，这些改革也是有高风险的。一个真正要改革的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呢？经济理论给了我们正确而标准的解答，但那并不怎么吸引人。政府需要发出一个表达它们意图的令人信服的信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一番痛苦的改革，而冒牌改革者是不会去进行这样的改革的。这样做才会显示出这个政府的真正决心。乌干达政府实际上就是这样去做的。它将财产物归原主，即那些被阿明驱逐出境的亚洲人。在总统选举的准备阶段中，乌干达政府也大刀阔斧地裁汰行政部门，上千人丢了工作。这样的决定使国家的风险率骤然提升。尽管为改变投资者的认知，这种信号战略是必要的，可它还是显得过于雷厉风行，难免要冒着制造一次政治反弹的风险。在第4部分，我将讨论用何种方法能够不这么痛苦地获取可信度。
私人资本的流出
资本流入的缺乏，只在半个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全球资本市场不为最底层的10亿人打开大门。另一半则在于他们自身的资本流出。这种资本流出多数是非法的，所以它是私下进行的。它被称为资本外逃。为了查明资本是否在外逃出最底层的10亿人，你需要掌握大量官方的数据。而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在我和凯茜·帕缇萝、安珂·霍芙勒3个人通力合作之下，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当中，你又想从国外赚钱，这样你就必须持有外汇——美元。而这常常是非法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外汇必须以官方兑换率卖给中央银行，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花招，其中之一就是伪造出口文件。比如某人在向美国出口价值1000美元的咖啡。那个人向海关的一些人行贿，这样文件上便说只有500美元。用这种方法出口，就只用将500美元交给中央银行。他便能将另外500美元卖给你，而你就可以将它存到国外的银行里。为找到这类勾当的证据，我们可以在数据上寻找不符之处——咖啡出口商贿赂的是当地的海关官员，而不是美国的海关官员，所以在美国交易后的文件上会准确地记录下来，是价值1000美元的咖啡进口到了美国。通过将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进行比对，再利用其他的不符之处，就能够理清每个国家每一年的资本外逃了。例如，用这种方法你能够发现，1998年尼日利亚的军政府统治结束后，尼日利亚人有大约1000亿美元的资本在国外。当我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尼日利亚在阿布贾的中央银行年度会议时，它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第二部分 第26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7）
我们随后对各国持有的私人财产的价值进行了逐年的估算。这听起来或许很困难，但你可以用某种称之为〃永序资金法〃的方法，依靠私人投资的数据将这种价值计算出来。最后，我们将外逃海外的私人财产与国内持有的私人财产放在一起，看看国外持有的私人财产占总量的百分比是多少。所产生的数据，随即变成了有关非洲的最为著名的数据之一：到1990年，38％的私人财产在国外。这一比重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巨大。甚至远远高于中东地区，那里遍地是石油和沙漠，国家鼓励向海外投资也不足为奇。非洲融入了全球的金融经济，但却是沿着错误的方向：世界上资本最为匮乏的地区在出口它们的资本。（从我对我们如何得出38％这一数字的描述当中，可以推测出我们所用的方法并不够精准。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资本外逃确实一直存在，但究竟有多少我们并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来。）
所以，非洲人正在将自己的钱包往外掏，让他们的资金流出这一地区。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量的资金外逃？如果你问一问非洲人，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腐败。那些当权者掠夺公共资金，然后安全地送往国外。这当然说明了部分问题，但却并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上。例如，印度尼西亚就曾有过一次世界级别的腐败。苏哈托总统将〃亚洲家庭价值观〃（我们客气地这样称呼它）发挥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上，他的贪腐数额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些钱中绝大部分还是被他留在了国内。而非洲人的钱，无论是贪腐得来，还是诚实劳动得来，都被他们拿出了非洲，因为投资的机会少得那样可怜。投资机会如此之少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被困在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之中。资本外逃就是对于陷阱的一种回应。在专业经济学的诡辩语言中，资金外逃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人们将他们的财产投入到可以产生一个合理而安全的回报的地方。我们如何得知哪里是这种理想之地？我们试图从统计学上解释这种资产组合选择。例如，为什么1980年的印度尼西亚将它们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了国内，而1986年的乌干达却将它们2/3的财产都投到了海外？我们试图给出一整套解释，比如对腐败的评估和对资本回报的评估。我们发现投资机会如此之少，除了因为陷阱降低了资本的回报之外，也因为投资者通过像上述《机构投资者》的评分那样的指南，对这些国家的高水平风险有所认知。可信度问题不仅仅吓跑了国外的投资者，它也同样吓跑了国内的投资者。
从而，尽管最底层的10亿人长期缺乏私人资本，可他们还是更多的在通过资本外逃，而不是资本流入与全球经济融为了一体。他们的资本流失部分是因为包括诸如政局不稳和政策不利的情形在内的陷阱，这些都使得国家不适宜投资。但即使是国家洗心革面，它们也还是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对发生反复倒退的担忧使得资本仍然不会流入。因而不要指望着全球资本的流动能够因为最底层的10亿人缺乏资金，就给他们提供发展。它更可能是在加固陷阱。
第三部分 第27节：军事干涉（1）
第八章军事干涉
自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就很难再寻求到对于军事干涉的支持了。对于我而言，本章可以说是本书当中最为强硬的一章了，因为我想要说服大家，外部的军事干涉对于帮助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国家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而要比外部的军事力量更称得上是这些国家的心腹大患。
外部的军事力量能够做些什么
直到1990年前后，国际上对衰败国家的军事干涉还仅仅只是冷战的一种延续。苏联通过古巴武装安哥拉政府，而美国则通过南非武装安哥拉的反叛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这些军事干涉自然没有真的帮到安哥拉。直到冷战结束之后，从不同角度的考量发起军事干涉才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使军事干涉有了合适的用武之地——驱逐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成为国际主义一种全新的胜利。科威特事件代表了一种明显需要借助国际干涉的情形：驱逐侵略者。但外部军事干涉还有其他三种重要的作用：重建秩序、维护战后和平和预防政变。
重建秩序
在科威特事件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在我看来明显可以用到军事干涉的情形：在一个崩溃的国家中重建秩序。全面的崩溃情形很少见，但也并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索马里。我之所以说这种情形显然需要军事干涉，是因为对索马里这样一片巨大的领土陷入无政府状态袖手旁观，绝对是不负责任的。所以美国进行了军事干涉，出兵索马里，发起了〃重拾希望行动〃。
不知道是美国军队自从在科威特大获全胜之后变得过于自负，还是它受到了政客们的过分操控。不管怎样，它们的多媒体增强型军事干涉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们的目空一切（美军进入索马里的时间整整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