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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育英出现在陕北。他出席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除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而这时他是共产国际特使。中共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了吧。
林育英在中共党内，具有很深的资历。曾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的林育南，就是他的胞弟。林育南还是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次突遭国民党特务大搜捕时，林育南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林育南死于上海龙华刑场。林育英早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一九二四年秋，他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员，两人结下友谊。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遭捕。寒天腊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坚不吐实。在狱中十三个月，遭受百般折磨，以多病之身获释。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此时，他担当起说服张国焘，防止中共大分裂的重任。他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叙：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应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指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十六日九时据考证，这“十六日”应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于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育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这么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他们（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
一九三六年六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军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会师之后，十二月七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二十三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口口声声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却耿耿于怀。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黄陵之际，投奔国民党。他随身只带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时，不愿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晚景凄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
林育英则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之上的那顶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终于，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了。哦，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