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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越下越大。生怕打“九响团”时的枪声会走漏消息，红六团第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南门。雨夜，比往日更加昏黑。远远地望见一星灯光，知是南门已近在眼前。在南门附近布好掩护的机枪，曾保堂、唐振旁便带着穿了“九响团”的服装的一部分战士和俘虏，来到南门城墙之下。俘虏们用贵州土话喊开门。“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共军打过来啦！”“共军？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马排长。马排长拧开明亮的手电筒往下照，见一群水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
城门开了，红军一拥而入。
开门的士兵问：“共军来了？”
红军用“九连珠”指着他的胸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一下子抓了几百名“侯家军”。
红军冲进了“侯家军”的军部，不见侯之担。一问，才知道侯之担在一月四日夜里，带着家眷往老家桐梓逃了。连“城防司令”侯汉佑，也从北门逃掉了。眼看着红六团已经占领了遵义，忽地又响起枪声。原来，遵义分新城和老城。红六团所占领的只是新城，枪声从老城响起。老城还驻守一个团的“侯家军”。再接再厉，红六团攻入老城，依然如入无人之境。“侯家军”不经打，举手投降了。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遵义全城都落入红军之手。侯之担先失乌江，又丢遵义，几天之内把黔北都丢了。一万多“侯家军”，损失了五六千人。蒋介石发电报，痛斥侯之担。原先想效忠于蒋委员长的他，此刻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百般无奈之中，他只能丢下“侯家军”，只身逃往重庆。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重庆将侯之担“先行看管，听候查办”！王家烈既为侯之担的崩溃感到庆幸，从此贵州境内少一异己，但也未免兔死狐悲，震惊于侯之担前车之鉴。侯之担在重庆被拘当日，王家烈给黔军发出如下通电：奉电前因，查侯副军长，前此贻误戎机，经委座电令申斥，勉以戴罪立功，殊值匪患方殷之日，不图奋勉，竟自私赴渝城，乖方失职，看管允宜。务望我袍泽，因之惕励，奋勇努力，以复我黔军过去之光荣声誉，勿稍瞻误，致蹈覆辙为要。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一夜之间，遵义变成了红色。
遵义，贵州的第二大城，黔北的中心。当年的遵义不过三四万人，在穷乡僻壤的贵州已算是很繁华的了。进遵义时，毛泽东笑谓“进夜郎国”了！“夜郎国”以成语“夜郎自大”而为人所知。相传在汉朝时派使者来到夜郎，夜郎侯问：“汉同夜郎比，谁大？”这位夜郎侯居然不知汉有多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嘲讽妄自尊大者。其实，汉代时便有夜郎郡，不是指遵义，而是指王家烈、侯之担的老家桐梓。桐梓在遵义之北，过了娄山关便是。相传大诗人李白被流放到“夜郎县”，即桐梓县，只是他走到半途遇上大赦，未曾真正到达夜郎县。
遵义是座古城，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那时属四川。直至清朝才属贵州。遵义有城墙、城门，用红砂石砌成的，城墙不高，倒是几座城门楼飞牙出檐，看上去有点气派。遵义也有条湘江，只是此湘江跟湘江之战的湘江无关。这条湘江发源于娄山山脉的主峰金顶山，经遵义流入乌江。遵义城原本在湘江西岸，清朝咸丰年间在东岸另建新街，新街组成新城。于是，老街、老城与新街、新城隔江相对。新城也建城墙、城门。红六团最先攻下的是遵义新城。待到老城响起枪声，才知湘江西岸还有遵义老城！
红军进遵义城的那天夜里，发生一桩趣事：城里原有一名更夫，夜夜敲锣沿街巡逻。那天夜里，上半夜他边敲锣边喊：“城防司令命令，死守遵义城！”到了下半夜，他改口了，边敲锣边喊：“大家大开四门，欢迎红军进城！”红军刚进城，便有一个二十七岁的男青年，书生气质，操四川口音，前来握手，声称自己是此地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接待了他。经查问，此人本名周司和，到遵义后化名周皱群。
那是一九三四年春，遵义忽地来了个卖煤的人。按照遵义的习惯，卖了煤，顺便要把买主家的煤渣挑走。当他来到李筑三家卖了煤，进灶间铲煤渣时，见到桌上放着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小说《屠场》，便向李筑三的女儿李小侠说道：“密斯，你能把书借给我看一夜吗？”李小侠把书借给了他，却好生奇怪，一个穿得破破烂烂、干力气活的人，怎么会讲英语，会对外国小说感兴趣呢？趁还书时跟他交谈，才知他是四川来的“落难人”，原本是读书人。李筑三叫他写几个字看看，果真，此人写得一手好字。李筑三是老城衙门口的代诉（土律师），正需要人抄写诉状，因此就把此人留了下来。此人就是周司和，四川大足县人（著名的大足石刻就在该县），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有人叛变，无法在当地立足，所以逃来遵义。
周司和落脚李筑三家，在遵义发展了中共地下组织。红军尚未来到遵义，周司和就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这时，跟邓发取得了联系，按照邓发的意见改名“红军之友社”，在城里挂起牌子，公开组织欢迎红军的活动。有了周司和这样的“内应”，红军在遵义城里开展工作方便多了。红军逐批进入遵义。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头一次打下的比较大的城市。一月八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了《进遵义城八项注意》：
（一）整齐武装服装。
（二）不掉队落伍。
（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
（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
（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
（六）不乱买东西吃。
（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
（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一月九日下午，在“红军之友社”的组织、鼓动下，遵义城里许多青年学生、老百姓涌出新城南门关，站在丰乐桥头夹道欢迎中央纵队进城。丰乐桥是进入南门关后的第一座横跨在湘江之上的石砌拱桥，建于清朝咸丰五年，桥头有“接官亭”，向来是迎送贵宾之处。如今桥头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周司和领呼口号：“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欢迎毛主席！”“欢迎朱总司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一起走过来，不断跟欢迎的群众握手。毛泽东的脸上挂着笑容。这是他两年零三个月以来，第一次舒心地笑了！在“接官亭”前，毛泽东向欢迎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就在这一天，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就在这一天，刘伯承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为政委。大抵是毛泽东在丰乐桥头公开露面，大抵是“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声，惊动了夹杂在人群中的密探。
两天之后——一月十一日，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所发出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便冒出了一句“毛泽东当主席”：“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天主堂设银行，滥发纸币，强迫人民使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虽说蒋在珍用词不准确，因为毛泽东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是“毛泽东当领袖”之意，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的，蒋在珍也早已知道。蒋在珍的电报中表明，进入遵义之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湘江东岸，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口，那里有一条僻静的用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