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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县一接触，首战便告捷，歼敌六百八十五名，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接着，毛泽东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一百五十多里。四月十九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入红军之手，这一仗俘一千六百多人，缴枪两千三百多支。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教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至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呢！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经周恩来力争 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就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发表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一九九○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饰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三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第二百七十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对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谁？刘少奇也。
紧接着，五月二十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嗒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译报员译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毛泽东的名。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是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五月二十九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六月十七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可是，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
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那就过分使毛泽东难堪，不如不设总政委。
七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毛泽东“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毛泽东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
这样，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为此，周恩来于七月二十九日，又以他个人名义去函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于是，中革军委于八月八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