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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人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
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虽然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你让我怎么样？”“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因为我”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毛泽东井冈山的天黑得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页。
这本《贺氏三姐妹》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写成是在毛泽东得知杨开慧英勇就义之后举行的。这完全违背了起码的事实：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当时杨开慧带着长子毛岸英正被军阀何键关押在长沙狱中。杨开慧是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军阀何键枪决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这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已经两年半！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贺氏三姐妹》一书为毛泽东粉饰，大可不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写道：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
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写道：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
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之前，一九二八年春，朱德和二十五岁的伍若兰在湘南结婚。伍若兰是湖南耒阳县城南金兰村人，曾就读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她参加湘南起义，跟朱德相识、相爱，结合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她跟朱德部队一起来到井冈山。
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