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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2）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④！
胡适在他的徽州家乡和亲人中间，渐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既山川秀美，又贫瘠闭塞；既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个儿长高了，知识初开了，还得到一点做人的训练，养成了一点用功的习惯。然而，他那渴求知识的心，却已经难于满足了。故乡的山，是那么高峻青翠而可爱。但高山那边是什么呢？他渴望着越过那山岭的阻隔，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①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7页。
②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武帝永明二年（484），载范缜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辩论佛教因果报应之事云：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中略）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按，指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相当宰相）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约450—约510），南朝齐梁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所著《神灭论》，载《梁书》卷四十八本传，并附见梁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九梁萧琛的《难神灭论》一文中。司马光此处所引文字，系缀合原文，并稍有字面上的改异。然而“缜大笑”云云，栩栩传出一个正直狷介的知识分子的磊落胸襟，不愧大史家手笔。
③ 胡适当时尚不知道《神灭论》全文载在何处。到写《不朽》一文时，方引述《神灭论》原文。而1930年12月，写作《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一章时，大约又未细检原文，故有司马光“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的话，仍把缀合的这段文字，误认为《神灭论》里“最精彩的一段”原文了（参看《四十自述》亚东版第38页）。
然而，范缜的《神灭论》，对胡适确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1908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接编《竞业旬报》，曾于“谈丛”栏中发表《无鬼丛话》多条，陆续载该刊第25至32期，其中第一条就引述了司马光“家训”里的话和范缜《神灭论》里的话（见《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1914年8月，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六，又写了《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和《范缜因果论》。因思想有了进步，对范缜“识理亦有疵”微有批评，但主要仍是肯定，并赞扬范氏“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364页）。1919至1921年间，写《不朽》一文，再次引用范缜的《神灭论》；并特别指出《神灭论》的几句话，使他“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参看《胡适文存》卷四第105—115页）。1945年，又写《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1946年4月改定，载《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5期）。距幼时读《资治通鉴》，已是45年，真可谓终生不忘了。
④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亚东版第42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乡巴佬变成“新人物”（1）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①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
先生②创办的。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
“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③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正在这个“作文危机”的时候，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报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带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于是，胡适抄了题目，逃出课堂，暂时躲过了这一关。
赶回店里，他的三哥不几个钟头就断了气。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丧事。据胡适自己回忆：
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④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