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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表面上盛宣怀在1911年让他再次出山的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但事实上，他在这其中扮演的真正的是一个历史随意安排的中介角色，如果不是他来牵线搭桥，那可能是奕劻、王文韶、荣禄或其他在朝廷里说得上话的人来扮演这个角色。无论是谁来充当中介，袁世凯凭借在朝中独一无二的政治军事实力，上台是迟早的事。真正显示盛宣怀在辛亥年的意义的倒是他在庚子年的动乱发生后力推袁世凯上台。正是那次统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等要职的大发迹，让袁世凯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培植了自己无人可敌的势力。所以说，盛宣怀在庚子年，已经提前替清王朝找到了掘墓人。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袁世凯，那1911年的整个局势会有什么不同？没有他统帅的北洋军的强大攻势，革命党人会不会与清廷议和？没有他在朝廷中威逼利诱，清廷会不会同意与革命党谈判？如果不是袁世凯对大总统的位子感兴趣，清廷会不会在他的驱赶下迅速下台？
对这些假设的历史情境，我们无从判断它们的真伪，但可以肯定的是，盛宣怀在袁世凯的大变脸和辛亥年的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把铁路收归国有的事情搞砸了，还在于他让一个足以阻止中国进一步被卷入混乱的漩涡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成功地让江山在最小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变了颜色。虽然袁世凯个人的权欲和一些作为并不太被世人所看好，但他毕竟让中国在从君主制迈入共和的时刻避免了法国人遭受的莫大的痛苦。
但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没有经历痛苦的人们始终不知道珍惜这种宝贵的和平，他们将继续去追逐并体验这种后来令他们悔之莫及的痛苦。
袁世凯的戏份在我们的书里已经告一段落了，该回到我们的主角盛宣怀身上了。
盛宣怀把袁世凯推到前台，是想让他拯救清政府于狂澜之中的，但结果是弄巧成拙，反倒成全了革命党的共和意图。但他个人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却没有改变，他始终把袁世凯当作中国的华盛顿和拿破仑。袁世凯出山后，盛宣怀更是积极向他靠拢。他对袁的支持可谓是全心全意的。盛宣怀在致孙宝琦的信件中断言：“项城到京，中外属望。”几天以后。又说：“近日。伏睹项城一举一动，无不令人五体投地，为其下之国务之臣，何修而得此。”
即使是被免了职，盛宣怀依然对朝廷的命运以及袁世凯的举动依然牵挂在心，他逃到青岛后，还向袁世凯献计，要他重施李鸿章从上海入手进攻太平天国的故伎，以“奇兵向上海进”，他说：“上海彼（指革命军）甚空虚，只须精兵三千人，购买轮船数只，暗藏军器洋旗，渡过吴淞炮台，分队一由浦西杨树浦上海，一由浦东上岸，先收制造局，执数十人，规复易如反掌。便可乘火车攻苏州，直达镇江，与张勋夹攻。”他还拿出了轮船招商局来为袁世凯效劳，似乎忘记了几年前那场争夺招商局的不愉快，他说：“此事最难在轮船。京奉铁路有轮船三只，时近封河，招商局必有数船在。”他还建议“不惜重价买英法船两三只”。
当盛宣怀东渡日本避祸时，他仍不失时机吹捧袁世凯，当时有人认为袁“道德不足”，他却说：“项城实一世之雄，论其才识经验，断无其匹。黎孙皆不足虑，惟中外皆恐其道德不足，人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盛宣怀对袁世凯的吹捧，并非虚情假意，他感激袁世凯应该是出于真心的。而他们之间除了在当年在争夺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时有较大矛盾外，辛亥年后，他们之间再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了。当然袁世凯也没有忘记盛宣怀的好意，他对盛宣怀及其财产，是尽量保护的。1912年夏，盛宣怀在日本获悉：“总统谈及，南来诸人尚多满意于庆、泽、那、盛，总统力辟之，姑息。目前不如暂在日本，所有财产，岂仅一人一家之私谊，足以感动人心。”盛宣怀对袁世凯保护其财产则是倍加感激。
这种感激不是出于奉承。在这场革命的风暴中，盛宣怀损失惨重。宜统三年九月五日（1911年10月26日）的一道上谕革去了他的邮传部大臣一职，并认定：“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蒙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盛宣怀著即革职，永不叙用。”
他不但丢了官，财产也难以保全。除了袁世凯控制下地区对盛氏财产的保护外，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的革命军政府成立以后，对他的财产，包括汉冶萍公司在内，都进行了查封或接管。江苏查封了他在苏州的典当行、商铺、住宅、花园以及在镇江的汉冶萍公私煤焦分销处；安徽查封了芜湖的汉冶萍公私的煤焦分销处；湖南接管了汉冶萍公私的锰矿局。湖北因为汉阳一度光复后又被清军攻占，所以没有对汉阳铁厂采取行动；他们曾派人去调查大冶铁厂，准备接受，但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干涉，而没有成功。
盛宣怀对各省查封或接管他的财产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一面指使他的手下该换户主姓名，事先隐瞒逃避；一面向外国人列强求救，请他们出面干涉；他甚至还用报效军饷的名义直接贿赂革命军政府，要求把查封的财产收回来，他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报效水利经费”20万元之后，他在苏州的所有公私产业就都被发还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盛宣怀是待不下去了。他不得不远渡东瀛避难去了。除了日本人高木陆郎等人随行外，儿子恩颐、重颐都一同陪他出走。到了日本，他们暂居在神户的盐屋山。
盛宣怀在日本一住就是10个月。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迁。盛宣怀自离开北京之日起，就一直在关注政局的变化，其政治态度也随着清王朝的迅速崩溃和革命的蓬勃发展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赴日之前的一段时间，盛宜怀有点不知所措，眼看朝廷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想与“革党调和”，又怕得罪“袁党”，只好采取了一种静观世态发展的明哲保身策略。1911年12月，盛宣怀妻庄碗玉的一封家信，披露了盛宣怀此时的矛盾心境：“与革党调和之事，日内由朱子尧与其开议，朱已允其十万元。彼党未允。据朱云，极少须二十万元方能议妥。我须待此事结束后，始能赴东。惟闻陈都督（指陈其美）权力不足，恐结束后别处又生枝节耳。此事准由众师爷出名，你只作不知。缘现在唐少川（指唐绍仪）又在沪，我们一举一动，袁党无不悉知，故不能不慎重行事。”
这么看来，盛宣怀想要调和“革党”，不过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清王朝把他当作“替罪羊”抛了出来，“革党”将如何对待他，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庞大的私产及公司产业有可能被“革党”悉数“充公”。所以，在与“革党”的关系方面，他格外小心，表现得恭顺随和，让人以为他已经是“革党”的同路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新政权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为解燃眉之急，打算拿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当南京临时政府代表把这件事转告了在日本的盛宣怀，想让他帮忙。盛宣怀表面上表示“义不容辞”，实际上并没有诚心相助。后来黄兴不得不以十分严厉的口吻责斥盛宣怀说：“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孙中山倒是对盛宣怀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对于盛宜怀要求将其私产及公司产业“已充公者一律发还”的要求，孙中山承诺“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
然而盛宣怀对孙中山和民国政府依然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他恭维“孙、黄皆英雄，谅不肯食言”，“公以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只不过是为了争回已被“充公”的财产。1912年3月，上海义赈会函请盛宣怀参加捐款办振，盛宣怀当即表示，被民国政府没收的“典当一日不还，捐款一日难付”，并函告当时在上海的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