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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磋商，想办法一定要把铁路收回来自办。
浙江人还是不放心，他们又敦促外务部，说：“铁路为浙人生命攸关，即国家权利所系”，“惟有遵旨自办，协力同心，誓必为国家力保权利，为浙人自全生命”。顶着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和理由，他们特别要求盛宣怀马上把铁路从英国人手里收回来，不许再找借口拖延。
江苏人见邻居家浙江人都这么搞起来了，也不甘落后，也打算要自办全省铁路。江苏巡抚陆元鼎致电外务部，说浙江的路能浙江人自己办，江苏的也要一视同仁，要求“将草约作废”。这样一来，涉及苏杭甬铁路的两省正式联手起来要求废约了。
永远不得安歇的盛宣怀就是在这一片废约的舆论声中再次被推到了与外国人交涉的前台。
盛宣怀一直以来是支持向洋人借款，利用洋人修路的，毕竟，中国没钱，只能借款，而借款并不等于出卖主权，反而有助于利国利民的铁路迅速修建起来，所以他不但在1904年粵汉路废约事上持反对废约的立场，而且还主持对英借款的沪宁路于1905年4月开工。也就因为他的这些思想和行动，成为了一些人后来斥责他为“买办”的理由。然而，1905年夏的这场苏杭甬路废约事发后，盛宣怀的立场却微妙地朝相反方向演变了。
盛宣怀自1902年秋因为父亲盛康去世而回家守制，更因袁世凯的北洋系乘机夺走了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等洋务企业，盛宣怀拥有的职位多数遭免，只有铁路总公司督办、汉阳铁厂督办等少数职位幸免。1905年春末，他的丁忧期届满，盛宣怀复出之心已经蠢蠢欲动了。他到京城联络自己复职的事宜。慈禧给了他“赏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以示重视。
浙路酝酿废约的时候盛宣怀正好在北京。最初，盛宣怀对浙绅们的建议是：你们可以自办，但是拜托，千万不要整天嚷嚷着废约的事。他的真实设想是：“浙人若实力自办，此约不废而自废。”因此，当7月初英国公司来函催促讨论苏杭甬铁路借款正约时，盛宣怀以“所有苏杭甬铁路已经筹款自办，怡和之草合同自应作罢”为答复。盛宣怀的这一表态，导致了英方转向外交途径寻求解决。8月中旬，英国驻华公使照会清廷外务部，要求派人来讨论合约。面对浙绅与英国相互冲突的要求，清廷于9月23日上谕作出支持苏杭甬铁路借款草合同废约的表态，并让盛宣怀去具体执行。
中枢支持废约，这对盛宣怀而言不失为一种解脱，这样一来，他可以在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前提下，迎合浙绅的废约主张。10月初，盛宣怀即以奉上谕废约名义通知英国人来协商废约的事宜。盛宣怀提出的废约理由，是借用了浙绅废约奏折中所谓“此项草合同延及七年，至今未定正约，查欧西国法律，凡契约成后，此一造并未实行，彼一造即可声明作废”。他这么说，是把苏杭甬路借款草合同当作单纯的商业合同看待，其意图是要架空草约签订时中英政府之间的外交背景。不过，他在其中有意隐瞒了1903年他与英方交涉修路延误时的一个重要的情节，即怡和洋行在遭到指责后当时就及时回函，表示苏杭甬路的修筑之所以耽误是因为义和团闹的，英方“不任责”。从这个角度看，英国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对于他们来说，能及时修好铁路对他们也是有巨大利益的事，完全没有必要拖延。
就在盛宣怀向英国公司提出废约时，外务部却默认了英方实施勘察，也认可了英方续定苏杭甬铁路借款正约的要求。政府方面立场的混乱是统治者高层缺乏统一政见的结果。奕劻及北洋系一派主张续定正约，而瞿鸿禨一派则支持浙江地方搞废约。1906年初，关于浙路废约的中英交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转移到了浙江地方。
盛宣怀虽然仍然有着“会同浙抚部院办理”交涉的身份，但因为英国公司有意排斥他，他也没有办法参与其中。但这样反而刺激了他傲慢的自尊心，使得他的浙路废约主张也表达得更为激进了，他跟浙江巡抚说：苏杭甬路只是跟英国人签了草约，要废弃掉完全没问题。尽管盛宣怀这个时候已经向浙绅上层说明，1903年怡和洋行已经复书说明了义和团的事由导致了铁路的缓建，但浙江绅商已经决议要拿回铁路，自然不会理会英国人的理由。他们态度非常强硬，已经“以废约为必然之事，或为已然之事”。英国驻杭州领事及英国公司代表濮兰德求见浙抚两次，但汤寿潜都让浙抚不要见，濮兰德见势不妙，觉得应该跟汤寿潜这个地头蛇搞好关系，又登门来拜访汤寿潜，但汤也不见。英方在杭州的交涉以失败告终，苏杭甬路的勘察事务因此也无法启动。
杭州交涉破裂后，外务部密示浙江“我但坚持自办，未便重提收回”，算是默许了浙绅自办苏杭甬路的活动。面对英方的外交压力，清廷以“拖”字诀为交涉宗旨。奕劻这么跟英国人说：“浙人无款，不过瞎闹而已，将来仍是你们办的。”同时，他也跟英国人作了一些威胁性的暗示：“该省如此同心，未便抵制，若政府或外务部有所抵阻，深恐有险碍。”7月份的时候，英国人又提出要把合同敲敲定，但主张浙路自办的瞿鸿禨坚决不同意，就在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大闹嘴仗，“词锋甚恶”，构成所谓的中英浙路交涉1906年“夏间大闹一回”的局面。
1906年秋，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朱迩典来到了京城。这个朱迩典曾经做过驻朝鲜公使，并因此与袁世凯、唐绍仪等人交好。朱迩典在苏杭甬路的交涉中态度十分强硬，使得又有了“秋间又闹一回”的说法。朱迩典明示英方立场：中英之间“商议各项铁路正合同事宜，每致耽延，日久不结，实俾英国政府不免猜嫌，中国现欲自行振兴本国工商各举，英政府虽甚以为是，然中国政府认定之成据，岂能不切实照办也”。清廷理屈词穷，最后只能让步，同意等九广铁路议定之后，“陆续订约”苏杭甬路合同。至此，浙路废约的失败在政府层面上已经被决定了，清廷向浙绅摊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907年夏，汪大燮与英国公司交涉续定苏杭甬路借款正合同。最后议定借款150万磅，但“分办路、借款为二事，路由中国自造”，并于10月20日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从事调停的汪大燮对比原合同与草合同条款，分析得失时洋洋得意地说：“路本给英人办，降一等为中、英合办，又降一等为借款自办，已轻两成”；要是以这个方案续定苏杭甬路借款正合同，“不特胜沪宁，更胜九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协商还是比较成功的。
但苏浙两省的人没那么想，商人们早就视浙路为囊中之物，哪里管你新条约的优惠程度，当他们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抗议。苏路公司致电外务部，称苏省铁路早已分段勘路、购地、开沟，“商情踊跃，股款已足敷用”；并警告说，如果清政府强迫借款，“人心涣散，大局可危！”浙路公司更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直接说这份合同，“名曰借款，实则夺路”；并表示浙路“宁渴不饮鸩酒，况并未渴也”。更有人行为激进，比如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至死，浙路业务学校也有学生因此喷血而亡。浙江省召开了由各厅、州、县代表出席的“浙省公民拒款会”，商讨对策，并向川、陕、鄂、皖、赣各省寻求援助，同时，还将主持对外借款的汪大燮等4人削去浙籍，永不认为浙江人。江苏也召开宁、苏各府、州、县代表集会，作出决议，坚决拒绝借洋款。苏浙两省绅商最后联手起来，两家铁路公联合司召开了“苏浙协商大会”，一起把拒款运动推向了高潮。
面对苏浙绅商如此激烈的对抗，清廷也未有任何镇压动作。此中原因一方面是浙绅并没有公开反叛的动机，另一方面，清廷在道理层面上还有着与苏浙绅商们较量的优势地位。11月21日，浙江和江苏两路公司推举出“遵旨商办，不借外款”进京交涉代表，外务部随即有“代表来，先令丞参接待，请其阅看案卷”的沉着应对。
苏浙绅商提出废约的依据之一，在于不承认英人承办苏杭甬路有中英政府间外交协定的背景，而把1898年草约为民间公司合同。他们的另一依据，则是1903年盛宣怀通知英方“限怡和六个月不开工即作废”，而怡和洋行逾期都没有复函，草合同由此不废自废。因此盛宣怀自然成了浙绅所谓“草合同不废自废”主张的关键人物。除此中外，朝廷中枢也考虑到盛宣怀无论在与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