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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海军衙门、军机处也一同会奏，把反筑路派的奏稿观点归纳为“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条，分别进行批评，他们还呈请皇上把各原奏发交有关将军、督抚复议。于是，朝廷下达上谕，让曾国荃、张之洞、刘铭传、王文韶等10余名封疆大吏对于修津通铁路“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复奏结果是，这些在地方上务实的官僚们大多数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主张继续兴办铁路，他们认为应该先办边防漕路，而津通路也可以试行。不过，在他们的复奏中也冒出了新意见，那就是时任两广总督、被奕訢誉为“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的张之洞奏请缓办津通路而改建卢汉路。这就又引起了津通路与卢汉路孰轻孰重、孰缓孰急之争。于是，这次本属于洋务筑路派与顽固反筑路派之间的争论，竟然吊诡地转变成了洋务派内部围绕东路与中部南北干路的争论了。这样一来，铁路问题似乎更牵涉到地方督抚们各自所占地盘的利益了。相比较他们而言，反倒是中央的那些对不管什么铁路统统都要批驳的言官们更加忠于大朝廷而少考虑自己或自己地盘的私利了。所谓忠臣办坏事，这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张之洞因为筹款和铁料问题，对卢汉路上只能作长期打算，而日本势力对朝鲜侵略日益深入，沙俄也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以作为东侵的工具，因此清廷作出了缓办卢汉路，先建关东路的决定。张之洞的卢汉路之梦就此搁置了下来。而李鸿章负责的关东路开始建造，这条路到甲午中日战起时，已经修到了关外的中后所。但总的来说，进度是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经费太少。拨归关东铁路的专款有600万两，1894年因为慈禧太后办六十大寿挪用了200万；之后因为中日战事的缘故，又把筑路经费拨归了军饷，于是筑到中后所之后，关东路就只能停工了。
以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主导的筑路运动的成果基本上都在这儿了。虽然津沽、唐胥、卢汉、津通、关东等干线进度不一，有的甚至已经夭折，但洋务实干家们的主张还是越来越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要想再倒回去只用马车来运输，已经不现实。尝到甜头的清廷中枢也越来越支持筑路的行动，尤其是甲午战时，铁路对军事运输的贡献，活生生地给清廷上了一课，切实证明了铁路对国防的重要作用。
风气已成，就等一个能够主导大局的人出现了。
钱从哪里来？
1895年，清廷让张之洞保荐一些能干的人来筹划京清路的修筑事宜。但张之洞还是坚持认为，卢汉路（卢沟桥至汉口）是全国铁路纲领，应该最先修造。除李鸿章仍然极力赞成兴建京清路之外，在总理衙门与督办军务处诸公的心目中，都一致认为卢汉路居于中部，四通八达。有京清路之长，却没有京清路之短，所以大家公认卢汉路应该先办。
但是卢汉路路长费巨，一下子要筹到款子还真不容易，倒是另外有一条短路，非但工易时省，而且便利漕运、交通，那就是天津至通州的津通路。前面说到，在津沽路刚修好的时候，李鸿章为了改善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弥补铁路公司的亏损，同时也是为了能报效海军，曾经请海军衙门奏准在津沽路的基础上展修津通路。但当时风气未开，廷臣群起反对，结果酿成轩然大波，最后只能罢议。现在形势变化了，国人幡然觉醒，这条路既重要迫切，又省工易行，所以很容易被人想到拿来做大规模兴办铁路的试验。在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督办军务处命令胡橘棻去勘路，之后正式奏请兴建。
但问题不是，钱从哪里来？甲午战后，国库空空如也，原有的铁路经费，不是被慈禧太后挪用去做寿了，就是拿去备军需了，现在政府还要举债给日本赔款，哪里拿得出钱来办铁路。张之洞曾经提出向外国人借钱来修铁路，但是怕其中利权被洋人们褫夺，清廷不敢尝试，而民族责任心很强的洋务官僚们也不允许随随便便把铁路拿给外国人办。
国家拿不出钱来，又不让外国人办，那商办就被提上了日程。
同治中兴以来，政府开创了各种新企业，大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办法，也就是商家出钱承办，而官方则尽扶助监督的义务，如招商局、电报局以及矿务局等，都是如此。铁路也用过这个办法，津沽路就是商办，但由北洋大臣督理。台湾铁路最初也是商办，而由台湾巡抚监督的。但所谓“官督商办”，对商人们而言，有着官家的监督，总是不自在，所以每每都招不足商股，而最后用的仍然是官款或者外债。
津沽路的商办，除北洋挪垫了官款外，还借了英国怡和、德国华泰洋行款项100万两，而台湾铁路的商办，则完全用的是官款，商家虽然集资36万两，却被拿去买了两条轮船，最后刘铭传只能把它收归官办了。这种官督商办的政策，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却屡行屡败，在当事人看来，是因为政府掣肘的关系。刘坤一就曾经痛陈过官方制约的弊端。但即使是他也不敢把铁路完全放开交由商人去办，他主张：“悬着廉明公正之员，熟悉中外商情，素为西商所信服者……派为铁路商务公司督办。破除成格，假以重权，俾得专四其事。”这种做法与以往的官督商办不同的地方仅在于给督办“假以重权”。但即使这样的主张，在总理衙门以及军机处那儿也没办法通过。
铁路“商办”的原则确定后，招股办法却依然要费一些周章。因为洋人们对造路是很积极的，尤其是比利时人，他们的公使陆弥业（Loumier）活动最得力，一再推荐比商，美法两国也不甘其后，许多掮客都远渡重洋，来华投机。但这些人办的公司大多数是空头的，没有什么资本，他们跟总理衙门说自己多么多么有钱，其实一文不名，只等到生意招揽到手了，他们再去募集资本。他们不仅由公使推荐，还暗中贿赂官员，甚至买通华商来出面招股。当然招摇撞骗的不只是外国人，中国的投机分子也不甘让洋人们专美，他们集中在京津沪等地，竞相以承办铁路为号召。
还有一些官员也看了眼红，想要插一手。在籍道员许应锵、候补知县刘鹗、方培垚以及监生吕庆麟都纷纷请求参加办铁路。但是对张之洞和王文韶这两位办路主导官员来说，洋人固然不可信任，而这几位官人也不能令他们满意，一则因为这四个人的资本大半有洋商的背景，用他们的钱等于是用了洋人的钱；一则因为张王二人心中已经有属意的人选了。
盛宣怀二度发迹
没错，这个同时受到张之洞和王文韶青睐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角，盛宣怀。他之所以迟迟不出场，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他太重要了，在铁路之议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之前，他根本无暇应付这棘手的事物。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以及新近接办的汉阳铁厂，哪一桩都不是轻松的活计，要是一般人，只接到一项，就难以脱身，更何况身兼数职的盛宣怀呢。
但是，他绝对没有置铁路这块大肥肉于不顾的打算，事实上，1865年英国人在上海擅修的铁路就是他通过谈判收回来的，他应该比一般的清廷官僚更清楚铁路的利益所在。尤其是接手原就打算为修铁路而设的汉阳铁厂之后，他对于铁路的期待就更加殷切了。他知道兴建卢汉路的权力虽然名义上是在总理衙门与军机处手里，实际上办事的却是直隶、湖广两总督，尤其是湖北的张之洞，说话分量最重，对铁路最有发言权。以前，盛宣怀是在李鸿章的麾下志得意满，平步青云，但甲午后，李中堂受到了沉重打击，权势不再，盛宣怀只能另找靠山了。而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和湖北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就是他最需要巴结的对象。虽然盛宣怀与张之洞没有什么深交，但他与张手下办洋务的恽祖翼兄弟关系却不错。凭着盛宣怀的精明干练，很容易受到张之洞的赏识，事实上，张之洞当初办汉阳铁厂时就确定了铁厂为铁路供应钢轨的方针，而当他把铁厂交给盛宣怀办时，就说过“铁政非归某（指盛宣怀）办不可，而路、轨又必合举”的话。而直隶总督王文韶跟盛宣怀本来就有师生之谊，盛宣怀曾经因为办军粮的事情遭到弹劾，多亏了王文韶全力周旋，总算幸免于难。由此看来，由这两位大吏保举，盛宣怀坐上铁路公司的头把交椅也是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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