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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喜庆似乎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鸿章生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15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没过半年，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去世，年仅55岁。70岁的李鸿章在这一年只是迎来了短短几天的喜庆之后，便坠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年真是一个喜忧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70岁生日刚过，李鸿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第六章 如日中天（7）
1892年是一个转折，在这一年中，李鸿章似乎感觉到人生的无常，也感觉到天命不可违。这一年的凶相表明，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更加不祥的事情还会接踵而至。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1）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不妨假设一回。如果命运女神真正垂青东方这块土地的话，也许，李鸿章就能成功了。
说这话是有理由的。如果历史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一直平平缓缓发展，没有出现大波澜的话，那么李鸿章“始作俑”的洋务运动必然会成气候，而且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和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进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又会带动相关领域，譬如政治、文化、社会、教育、民风等各方面的发展。这样，洋务运动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它技术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会以一种示范的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由洋务运动散开广泛的力量，慢慢推动民间和上层的改变。于是，当民间和市场形成一定气候的时候，那种加速度的效应必将来临，那时，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许会迎来一飞冲天的时候。
但李鸿章偏偏就被甲午战争撞上了，可以说，甲午战争撞碎了李鸿章的强国梦，将他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使他的整个人生乾坤颠倒，坠入深渊。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担任直隶总督，而且还兼任北洋水师的总管。他拥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亲信爪牙。并且，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当时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形成当时清国政坛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总理衙门，也送给李鸿章。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而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影响力、朝廷的宠信程度等，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以说无出其右。当然，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洋务运动，也初见成效，并在各方面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动力。
但历史显然没有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和愿望的方向发展，命运狠狠地将一个烂柿子掷向了李鸿章。阴差阳错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远的岛国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清国致命的一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冲击的，不仅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它给岛国日本带来的，同样有巨大的冲击波。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给日本造成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日本引起的震荡是举国性的。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几千年来，一直都以不远的中国为榜样，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也是世界的中心，但这样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竟然轻而易举地被西方打败。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孩童心中力大无穷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个外来人轻易击倒——轰然倒塌声中，那种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彻底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散落在太平洋的岛屿之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与文化上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来说，这个一直被汪洋包围着的民族在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岛屿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识，他们一直有着寻找归宿的靠岸心态。这种天生的陆地意识和求生感，决定了居住在岛屿上的人们必然要向外扩张，并为此进行疯狂的努力；也决定了他们具有高度的警觉和攻击性，他们能迅速察觉恐惧的存在，然后，一旦意识到危险时，便会如野兽般一跃而起，先下手为强展开攻击。
1853年7月8日，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4艘海军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时，日本没有进行抵抗。他们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实力相差太大了，抵抗无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从中国鸦片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几天后，日本允许美国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员浦贺奉行以总督的名义接受了佩里递交的以蓝色天鹅绒包着的国书。
黑船的到来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动。不久，佩里再一次率领舰队来日本。1854年3月，日本幕府几乎全部接受佩里提出的要求，签署了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人提供淡水、粮食和煤炭；亲善条约还规定了最惠国条款，承认美国在下田驻领事的权利。随后几年，俄国、荷兰等国也相继同日本缔结了亲善条约。日本锁国的大门彻底被西方列强打开。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2）
国门大开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与改革。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在日本历史上持续600年的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决意向西方学习，对日本实行全面改革。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代表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3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这支庞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共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共花了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后，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报告。这个团队规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历史上，都可以称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进在陌生的西方列国之中，这支日本政府团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着发达国家的营养。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结构和方式，都使他们着魔。这支日本代表团的工作重点就是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讨将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句话，集中体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初衷：“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找寻到了自己国家发展的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欢迎日本使团的宴会上实话实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段带有嚣张气焰的大实话让日本人茅塞顿开。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化的进程，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本国各方面的进步。同时，他们也在内心当中认可了一种方向，那就是军国主义的扩张国策。
从溯源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清国的洋务运动要整整晚8个年头。当清国在8年之后仍是羞羞涩涩地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彼岸的日本一开始，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这场快速蜕变定位为脱胎换骨。
为了迎合西方文明，显示日本的开化，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了一座洋楼——“鹿鸣馆”，作为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馆。从一定意义上说，“鹿鸣馆”像一个晴雨表一样，向日本国民传达着一种信号。明治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经常在这里大摆酒宴，举办各种西式晚会。在这里，首相伊藤博文更像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经常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化装舞会，闹得满城风雨。不仅如此，为了向民众传达彻底西化的信号，并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藤还经常往教堂里跑，以示对于西方宗教的热爱。伊藤做这一切，就是向社会传达着一种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国准备“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后，日本与清朝洋务运动采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业化。显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