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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气象蜃楼高，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却愧屯田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漫吟潭水答云璈。
平心而论，李鸿章这两首诗写得堆砌而雕琢，毫无称道之处。相比较李鸿章少年时所著的10首《入都》诗的意气风发，要差很多。人生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等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时，真气就会虚弱；而春风得意之时，诗情和意蕴往往都会大打折扣，思想的火花也会变得暗淡无光。
李鸿章实在是太高兴了。也许，人一高兴，也就简单浅薄了。诗毕竟是次要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才是毕生的梦想，如今美梦成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从头到尾算起来，北洋水师从动议到完成，有近20年的时间。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清王朝度过了覆灭的危机，再也不用担心寿终正寝了。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坚持了数年之久，但却无力回天。对于清国来说，由于长年的军事作战，对洋人的屡屡赔款，整个国家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列强，包括相邻的沙俄，乃至新兴的日本，都开始虎视眈眈。
1865年以后，清国边境狼烟四起——在西部边境，沙俄以“代管”为名，进占伊犁。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北极熊”之口，对于从中亚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权予以外交承认。清廷在这样的情形下，将“铁血大将”左宗棠由福州调任陕西，任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左宗棠花了7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东海同样也是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的日本为了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清军的到来，给日军以强大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清国进行谈判。清政府此时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有紧张的趋势，加上英、美、法三国的调停，决定妥协。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蕞尔小国”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对清国的震动很大，朝廷大为震惊，再次正视海防问题，从而引发了海防、塞防之争。
第六章 如日中天（2）
实际上清廷的此次大讨论的幕后操盘手正是李鸿章，是李鸿章在与恭亲王奕唱“双簧”。李鸿章在组建中国海军上的努力，与修铁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引起朝廷对海防的重视，1874年11月，李鸿章授意正在广东提阳老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提出建设中国海军的设想。丁日昌早在1867年任江苏布政使时就提出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到1868年，正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名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即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在当时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知道。6年以后，丁日昌再度递上这份条陈时，他又拟出六条具体的建议，主要有：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条陈递上后，总理衙门认为颇有参考价值，也提出了六条意见，和丁日昌的奏折一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陕、甘不属滨江沿海地区，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他参加筹议。
总理衙门文书下发后，滨江沿海的各官员们纷纷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总体上说，有主张专事海防经营而放弃塞防的，有主张塞防而放弃海防建设的，有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算是粉墨登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海防思想了。奏章向来简短的李鸿章这一次破例写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海防问题的看法，内容不仅涉及海防，而且还引申到洋务运动及其他问题。可以说，这一份奏折集中体现了李鸿章的洋务——改革思想体系，是理解李鸿章关于国策有关思想的重要文献。
李鸿章首先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六条“救时要策”，逐条给予论证，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表示了“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不满意态度，说出了此前与日交涉“几于管秃唇焦”的费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对近邻日本的快速兴起看得很真切，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针对国内的形势，李鸿章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变革和奋起。针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呼吁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务实策略，改革内政、兴办洋务以自强；对外惧战以求内部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把国事视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理论，那就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这种大政方针下，李鸿章概括了几点具体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否则首尾难以兼顾，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能两全。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国防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稳定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在这关键时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乱，日久之后，必然生变。就眼下来说，俄国、英国尚不会介入中国平定叛乱之举，所以趁此机会速战速决。从经费上说，海防本来就有经常之军费，而塞防本来的经费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对于“海防”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第六章 如日中天（3）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这样的“摆平衡”中，掌握得应该还算不错。毕竟，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对左宗棠而言，他们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提出问题。而就朝廷本身来说，在精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是愿意两者兼顾。于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让李鸿章、沈葆桢等，积极组建南北洋水师。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后来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左宗棠的“塞防”毕竟是有结果的，国家通过西征维持了领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鸿章所花费巨资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一“得”一“失”，在后人心目中的轻重顿显，所以有不少后人在评价李鸿章、左宗棠时，难免一抑一扬，泾渭分明。这也是李鸿章在大众评价范畴中远远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个人出发点来说，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