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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楔子（3）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1）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美丽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
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互相诱惑导致的。比如丝绸，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如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特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疑惑的幻变。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槃——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夫生就了最美丽、最冰清玉洁的公主。至于香料，与丝绸与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却又无可奈何。它同样具有谜一般的意义，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义，它所能给人的启迪以及迷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丝绸和瓷器。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生动，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蛊惑力，让人们费思量，却难忘。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化。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样，细腻而迷人：靠灌溉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人吃过的泔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水灾；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动地保障邻里公安；家族成员之际，各自履行相互周济安全的义务；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这个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