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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壁,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 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时按下record和pla 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
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 obbi和 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
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op31N°2)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O二年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d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
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