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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一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
（《萨特自述》第１９６—１９７页，下同）
就是说，是德国法西斯的残暴使法国人民抽象的自由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正如萨特一再强调的，只有限制才能使自由客观化。抽象地看，表达一定的思想，作出某种手势，你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含义，它们不过是人的极其普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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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西斯统治这个给定的环境中，由于人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有了自由的意味了，它们本身就是对限制的挑战。在那个时候，萨特正是这样来体验自由的一切行为的，包括他的秘密活动，他的写作。他非常庆幸他的《苍蝇》上演时，来看戏的绝大部分观众是对抵抗的含义有明确理解的青年人，他们懂得这出戏的深刻含义。 后来有的人因为《苍蝇》是在“占领”
期间上演的而攻击萨特，说他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这些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含义。 实际上，《苍蝇》的上演固然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
，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的“民族抵抗委员会”
、“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等抵抗组织的支持。 在他们控制的《文学新闻报》上，还发表过一篇点明《苍蝇》主旨的评论，尽管这篇评论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含糊其词。这都清楚地表明，萨特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尽职的自由战士，在那个特殊的境况下，他用他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不屈的战斗。 而且，他的这种战斗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奋斗，而与他的祖国、他的人民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一个“共在”中。 所以在萨特的观念中，战斗者不再是洛根丁式的孤立的自我，而是“我们”——所有的法国人民。萨特说：
“我们斗争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叫作人的善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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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它是在死亡面前被做出的，因为它能够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宁死也不……’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是指４年来，在每时每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外在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
‘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己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情结‘，而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是他忍耐拷打的能力。“
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萨特在对他的《间隔》一戏的主题思想的自我概括：人的自由决不是哲学家书本上轻飘飘的抽象概念，而是面对痛苦和死亡的艰难选择。 人的死亡暴露了人的全部有限性，也为人的自由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四年来，法国人民就是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境况中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每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都在敢于说出“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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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这充分说明法兰西民族不愧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自由的虚幻色彩没有了。 萨特后期对他原来抽象地谈论“绝对自由”有过反省，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他认识到意识到的自由只是自由的直觉的保证，但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如果只是局限于这种抽象的自由，那就意味着对“一定历史条件的‘逃避’”。
萨特在后期更强调人的社会关系，他强调人是在“别人对待你的那种前后关系中变成了你之所是。 这一点是首要的，因为事实上别人对你所为和对你的态度确实是起了作用的，你只能从这一点开始发展”。
从这种个人与他人的新关系出发，萨特表明了他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理想。 在这种新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充分个性化的，同时他们又共处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中。 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也是萨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一个证据吧。 不过，萨特还是用他的存在主义话语来表达他关于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 他说：
“在地下活动中战斗的人们，由于他们斗争的条件，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他们并不是像战士那样公开地战斗，他们独自在一切环境中，他们独自被追捕和逮捕。当他们被捕时，他们是没有保护的，独自面临着拷打。拷问者们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保养得很好，并且衣冠楚楚，他们完全蔑视地看着这个悲惨的人，他们沾沾自喜的良心与权力地位的结合使得正义似乎是在他们那一边。我们却是孤独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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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没有一只帮忙的手。然而，在这个孤独的深处，他人存在着，所有的他人，所有正在战斗的抵抗运动的同志。一个字可以使十个或百个人被捕，难道这不是完全的孤独中的展现吗？因此，在幽灵和鲜血之中，一个共和国诞生了。这是最强大的共和国。 每个公民都知道他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就如同他同样知道他只能依赖自己。每个人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努力自由地和不可挽回地成为他自己。 通过在自由中选择他自己，他也就在所有的事情中选择了真理。每个法国人在每一刻都必须占领并证实这个共和国——没有机构、没有军队、没有警察的共和国——反对纳粹主义。没有人玩忽职守，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新共和国的边缘。这个未来的共和国——不是幽灵，而是灵光——将按照白天的样子保持这个沉默的、黑暗的国度的严正美德，难道有人能够隐匿这种希望吗？“
萨特向往的这个理想的自由共和国看起来很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实质上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萨特的理想实际上是一种从存在主义理论推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正如萨特一再承认的那样，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共产主义却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的平等社会。 其次，萨特的存在主义共和国是在人们意识中召唤人们、给生活以意义，给人们以希望的“灵光”
，而共产主义却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实践，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毛泽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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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ｚｈｉｙｅｋａｎｇｙｉｚｈｅ
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７年，存在主义思潮逐渐流行，几乎达到一种狂热的地步。巴黎的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的聚会。每到星期六晚上，多芬街上的“塔布”总是一幅人头济济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热闹景象。 这里是存在主义者的一个最著名的夜总会。 男人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女人们则是黑色紧身外套。 人们在这些存在主义聚会上听爵士乐，朗颂诗歌，讲存在主义先驱们的各种故事。 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故事自然也成了某些存在主义式的爱情小说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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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萨特：荒谬人格
门题材。随着存在主义狂热的升温，萨特的名望也与日俱增，各种流言蜚语也接踵而至。 萨特一共只到过那些存在主义夜总会两次，但有的报纸却把他称作塞纳河两岸夜间恶行的鼻祖。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他不是说人生是荒谬的吗？他不是主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