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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千里，就不知道那一天才到得了？再如上年跟外国开仗，福建、云贵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边省将帅，得以禀承懿旨，迅赴事机。倘或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成怎么样一个局面？”
这番话说得慈禧太后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的居多。铁路能办起来最好！”她作了一个概括的指示：“一切你都跟醇亲王仔细商量，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不论怎么样都要办！”
奏对到此，时间已经不少，而且话也说到头了。于是景寿便做个手势，示意李鸿章跪安退下。
回到内务府朝房，正好醇王叫起，门前相遇，无暇深谈，醇王只说得一句：“咱们晚上细细儿地谈！”便随着御前侍卫，匆匆往北而去。
李鸿章便不再在朝房里坐了。为了自尊首辅的身分，他也不到军机处。军机处虽有礼王世铎在，李鸿章并不把这位王爷看在眼里，径自传轿出宫。
出宫却不回贤良寺，先去拜客。第一个拜的是惇王，他如今承继了当年大家叫惠亲王绵愉“老五太爷”的这个尊称，年纪大了，也想得开了，不似从前动辄脸红脖子粗地跟人抬杠。他的赋性向来简易坦率，这天轻车简从逛西山去了。李鸿章扑个空，反倒得其所哉，因为他实在有点畏惮这位“老五太爷”的口没遮拦，毫无忌讳，有时问出一句话来，令人啼笑皆非。
接下来便是拜谒恭王。李鸿章在轿中想起往事，感慨丛生，恻恻然为恭王难过。一年多以来，连遭拂逆，去年为了随班祝嘏，碰那么大一个钉子，已经难堪，今年又有丧明之痛，而且载澂之死，流言甚多，说他生的是杨梅恶疮，遍体溃烂，不可救药。还有一说，恭王久已弃绝这个长子，载澂病危之时，有人劝恭王去看他一次，以全父子之情。恭王听劝而去，一进屋子，望到病榻，入眼是一件绣满了花的黑绸长衫，当时掉头就走，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该死！”
他是六月初病故的。宗人府奏报入宫，慈禧太后倒掉了些眼泪，在所有的侄子之中，她最喜爱载澂，不仅因为他聪明英俊，而且也因为穆宗的缘故。十年的岁月，冲淡了爱子夭逝的悲痛，她只记得二十年前，他们“小哥儿俩”赛如一母所出的兄弟那样地亲爱。就因为这份又惆怅、又有味的记忆，使得她隐隐然视载澂如己所出，饰终之典，极其优隆，追加郡王衔、谥“果敏”。又因为恭王对长子深恶痛绝，怕他身后草草，特派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替载澂经纪丧事，照郡王的仪制治丧，一切费用都由内务府开支。
这在李鸿章看，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不是慈禧太后对恭王怀着疚歉，借此表示弥补？而恭王又是不是领这份“盛情”？都难说得很。
就这样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到了鉴园。招帖上门，护卫先到轿前请安声明：“王爷病了两天了，这会儿刚服了药睡下。是不是能见中堂，还不知道。中堂先请里面坐，我马上去回。”
“病了？不要紧吧？”
“是中了点儿暑。”
“那，我更得瞧瞧。”李鸿章说：“你跟王爷去回，请王爷不必起床，更不用换衣服，我到上房见好了。”
不一会，护卫传话：“王爷说：彼此至好，恭敬不如从命。
请中堂换了便衣，到上房里坐。“
于是李鸿章就在鉴园大厅上换上“福色”套一件玄色贡缎宁绸衬绒袍的马褂，由护卫领着上楼。恭王在楼梯口相迎，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行大礼。
李鸿章认为礼不可废，不是衣冠堂参，已觉简慢，何能不行大礼？主人谦让再三，却无奈客人的道理大。于是随行的跟班铺上红毡条，李鸿章下跪磕头。既然如此，恭王亦就照礼而行。亲王的仪制尊贵，跟唐朝宰相的“礼绝百僚”一样，所以他是站着受了李鸿章的头。
等他起身，恭王才尽主人的道理，坚持着让李鸿章坐在炕床上首。大理石面的炕几上，摆上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另有一个长身玉立，辫子垂到腰际的丫头，献上金托盖碗茶，然后就捧着水烟袋，侍立在旁，预备装烟。
“一年不见，你倒发福了！”恭王摸着他的瘦削的下巴说。
“托王爷的福。”李鸿章欠身答道：“世子不幸，实在可惜，只有请王爷看开一点儿。”
“我早就看开了！”恭王摇摇头，“我惭愧得很。”
这是自道教子无方，李鸿章不知如何回答？就这微一僵持之际，善伺人意的那名青衣侍儿，将水烟袋伸了过来：“中堂请抽烟！”
等他“呼噜噜”吸完一袋水烟，恭王换了个话题：“见过上头了？”
“是！从宫里出来，先去见五王爷，说逛西山去了，跟着就来给王爷请安。”
“跟老七碰过面了？”
“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