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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批判受到西方现代思想领域内尼采哲学思想和施本格勒关于西方文化没落等学说的深刻影响。尼采如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一直在试图确主人的真正价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伦理道德、宗教及个人主义传统不但没有帮助人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相反，却使人越来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无法摆脱的控制，人变得更加无耻、卑微、懦弱。20世纪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冲突中有着同样的感受，所以他那种寻找自我、寻找家园的意识在创作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在《黑色的春天》一书最后说：“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人，因为他和你绝无共同之处，——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什么。”亨利·米勒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所以他那种失去自我、失去家园的感觉更为强烈。在西方社会里，人可以有自己豪华的家，但仍然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因此，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他有很大影响。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了反省和物质享受的阶段。未来将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亨利·米勒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看到了整个文化的没落趋势，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启示性的观点以后，更感到在这种趋向没落的文化氛围中无家可归。
为了找回自我，找回家园，亨利·米勒形成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他的这种反叛精神所采用的方式，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气，粗俗污秽的语言，猛烈攻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及其支柱巴黎神学院、法院、教会等，这同我们在亨利·米勒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口气和语言何其相似乃尔，两人甚至在谈论拉屎撒尿的问题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样，故意公开谈论人们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讳的东西，来表示一种精神的反叛。
亨利·米勒的精神反叛尤其表现在反传统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感到十分压抑，同时他又是在一个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度里长大的，思想上较少束缚，所以他寻求自由，寻求自我，强烈反对传统的束缚。当年惠特曼通过歌颂民主、自由、自我而宣扬的美国精神，他试图摆脱西方传统，希望建设一个新型国家而做的美国梦，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复活了。只是亨利·米勒没有惠特曼那种豪放的热情，而且他既做着美国梦，又是美国梦的批判者。他在反传统方面要比惠特曼更为彻底。他在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为取什么书名费了一番琢磨，他考虑把这部小说称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两个书名，请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宁帮着出主意，一个书名叫“我歌唱赤道”，这是用的惠特曼的口气。另一个书名就是“北回归线”。阿那依斯·宁由于爱好占星术而相中了后者。“北回归线”的英语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学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欢这个书名。因为他由此而联想到许多。他在笔记本里摘抄了古罗马讽刺小说《萨蒂利孔》中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独立自主，在海上和陆地上都拥有大片领地。”蟹可以横行不羁，像征着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从各个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种已经开始没落的文明的种种弊病，要从传统的固定轨迹中解脱出来。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向往一种更彻底的美国式自由，要同所有的传统决裂，也包括已在美国形成传统的美国梦。
另一方面，“Cancer”一词作为普通名词，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数人得了癌症以后必死无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样来宣告那个他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及其文化的死亡，因为它已经得了“杨梅大疮”。
亨利·米勒在反传统方面同两位法国作家很相似。其中一位是像征主义诗人韩波。韩波一生穷困潦倒，但是他拒绝工作。
他到处流浪，酗酒，搞同性恋，生活上无拘无束，所以他反对宗教、道德及任何传统的束缚，他甚至要摆脱个人人格的束缚和语言的束缚，要成为“永恒”的代言人，要去掉单调的公认含义和逻辑内容，试图创造出能表现诗的意境魅力的新语言形式。同亨利·米勒相似的另一位作家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人物勃勒东。他倾向子无政府主义，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理想、文化、道德产生强烈怀疑，因为他认为，人的理性已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毒害。为了摆脱这种毒害，人必须保持内心生活经验的独立性，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不受传统的任何束缚，这样才能改变世界和人性。为了实现这一久，他强调艺术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消除梦幻与现实、理性与疯狂、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界限，自动写作是勃勒东在艺术上企图彻底打破传统、追求绝对自由的一种尝试。亨利·米勒和这两位法国作家在反传统方面的彻底要求使他们三人在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内容和采取的形式上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亨利·米勒认识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就在于理性不断迫使现代人屈从于现代文明所形成的一套传统，所以他甚至比以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决心要适应现代人的迫切要求，不是像勃勒东那样再现无意识，而是提出了意识的必要性。
我们应该把亨利·米勒看作自我的重建者。
亨利·米勒被人称作是自卢梭以来写出了最好的忏悔作品的人。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作者敢于进行自我解剖杰作。
由于卢梭在作品中公开谈论当时人们羞于公开的那一部分自我，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很难为他思想保守的同时代人所接受，但是卢梭追求个性解放的勇气却鼓舞了他身后的许多作家。
一个人如果老是回避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或那一部分自我，尤其对自己那部分丑陋的自我老是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他最终将变得十分虚伪，他真正的自我也将开始异化。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不但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反而会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表里差异越来越增大。卢梭希望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他“回归自然”的主张在个性解放问题上的体现，也是他重建自我的努力。亨利·米勒虽然自称他尝试了几次都没有能够“啃完”卢梭的《忏悔录》，但是他自己却写了更大规模的《忏悔录〉。他的作品大多是自传式的，他向卢梭一样，通过写自己，尤其通过写自己的过失、不幸、痛苦、迷惘，来揭露和控诉社会对人的腐蚀，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他要写出自己真正的经历，录下自己真正的真实。他在《北回归线）中引用了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的一段话：“这些小说将渐渐让位给日记或自传——富于感染力的书籍，只要一个人懂得如何在他称之为自已经验的东西中选择真正是他经验的东西，懂得如何真实地记录真实。”亨利·米勒十分推崇爱默生，他认为爱默生对他有特殊影响。他曾告诉阿那依斯·宁：“我要把瓦尔多·爱默生捧上天去，就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曾经有一位伟大的美国人——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曾经受过他很大影响，他同我认为是我更好的一面的一整个侧面的我相联系。”看来，爱默生对亨利·米勒在通过写传记式小说来重建自我方面有很大影响，亨利。米勒在《我一生中的书》中，专门有一段话评论表达个人真实的困难和在不可避免的永恒竞争中揭示各种自我的困难。他说：“爱默生预言的会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重要的自传式小说，已经取代了伟大的忏悔录。这种文学体裁不是一种真实与虚构的混合物，而是真实的扩展与深化。它比日记更可信，更真实。它不是这些自传式小说的作者提供的事实的无价值的真实，而是情感、反思、理解的真实，经过消化与吸收的真实。一个人揭示自我，都是同时在各个层次上进行的。”亨利·米勒深感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