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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华侨一走，秘书对宋庆龄说：“夫人这样不顾劳累而立即接待一位华侨，实在是应该的。可惜我刚才没有理解夫人的心意。想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大业时，得华侨资助最多，夫人对此定有深感，与他们感情上联系紧密……”
宋庆龄接口道：“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因中山先生得华侨资助最多之故，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不假。但还有一层意思，华侨是祖国的赤子，他们身在海外，思乡爱国之情尤深。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往往有切身体会。所以抗日事起，他们为了抗战救国，大都竭尽全力，真正是‘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劳工平民，尽倾血汗’。这样的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我们怎可不以赤心相待、尽力抚慰呢？可是抗战一年来，蒋介石政府中一些腐败的官员，对华侨的抗日热情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自愿捐款的人不能尊重人家的意愿，对不避生死愿上前线杀敌者不能及时给予妥善安排，结果冷了这些爱国华侨的心。此事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是向那些腐败官员算帐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以自己的姿态，使人家的热情受到激励和鼓舞，以期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保盟在这方面的形象，比我个人身上有无汗渍的形象更重要啊！”
“夫人说得极是。我看今天来人谈的一些情况非常重要，夫人在这次华侨代表会议上，是否有针对性的发表一个讲话…… 秘书及时地提出了建议。
“说得对，存些问题我一定要讲的。这几天我已经在打腹稿了，到时你再帮我推敲一下。你想，抗战一起，陈嘉庚先生立即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等赈祖国难民总会’，司徒美堂先生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晌总会’，募集了那么多的捐款、衣服和药品，对抗日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种行为一定要鼓励。去年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各地华侨一致推我出任名誉主席，还不是大家认为我与广大华侨感情深厚，与国共两党和抗日军队都有联系，希望我能从中做些协调的工作。这次华侨抗敌总会会员大会，我一定要讲出大家的心声，并把他们的愿望转达有关方面，把华侨参加抗日的工作组织协调得更完善、更周全。”
不久，在宋庆龄的积极参与和热心筹备下，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了。当时每有一批代表到达，宋庆龄都要亲往看望，同他们热情交谈，询问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情况，他们对抗日大业的想法，他们在支持抗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征求他们对保盟以及国内抗日作战的意见。当时代表们都十分感动。许多人说，单凭孙夫人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我们也要为抗日多出钱多出力。闭幕式上，宋庆龄归纳大家意见，作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她那清丽悦耳的声音，激动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扉：
“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加强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她鼓励华侨无论在参加抗日工作上还是在其他活动中，都要做到爱国一家，不要分什么地域帮派，要使全体侨胞能够“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亲诚合作”。
宋庆龄在讲演中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在以往接待华侨工作上的缺点。她说：“一年以来，先后回国服务、请缨杀敌者，时有所闻。但惜我政府对回国服务侨胞，未能妥予招待，亲切接洽，予以指导。致使久离祖国之侨胞，深感人地生疏之苦，请缨无由，进退两难，访惶歧路，有挫华侨之壮志热忱。深望我政府今后对回国服务之侨胞，对国内华侨团体，予以亲切的扶植，给子工作的机会。对海外侨胞、救国团体，应加强联络，经常给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帮助，尽量为华侨解除痛苦与困难，更多为华侨谋福利。”
宋庆龄的讲话，不但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也为保盟接待华侨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后，宋庆龄又代表保盟给陈其援、赵建生等著名爱国华侨写信，对这些旅美华侨屡次汇款援助祖国抗战将士表示感谢。
当年宋庆龄对华侨的一片苦心，旋即得到了理解。那次大会以后不久，欧美以及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都纷纷成立了支援抗战的爱国华侨团体。他们或筹款、或直接派人回国参战，做了大量工作。如一次在筹募前方将士的棉衣时，宋庆龄一纸电文发出，仅在南洋一地一个月就募捐了寒衣30万套。还有一次新四军急需预防虐疾的奎宁丸，这种药当时只产于爪哇，市场上十分紧俏，有时有钱也很难买到。而当宋庆龄把这个信息发出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想方设法，竟买出了5000万丸寄回祖国。仅此一项就挽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生命！所有这些，实属罕见之成绩。抗战进程不到一半，各地华侨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在华侨中募捐，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时只有宋庆龄能够做到。
一次，宋庆龄参加香港知名人士的一个集会。散会后，那些人都坐进豪华漂亮的小汽车，一溜烟似的离去了。当时因为会议地点距离保盟总部不远，宋庆龄就连的士也没叫而步行回去。走到半路，香港总督罗国富从后面赶上来，他一见孙夫人在烈日下步行，十分奇怪，立即下车同宋庆龄打招呼：
“您好！孙夫人。我知道早晨散步，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锻炼。难道孙夫人喜欢中午散步吗？”
“是啊，每个人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呢！”宋庆龄有些幽默地说。
“嘿……是不是您的车子今天出故障了？”总督并不太相信孙夫人有中午散步的习惯。
“中国有句老话叫：安步当车，如御清风。这份潇洒，并不是非等车子出了故障才能享受呀。”宋庆龄仍风趣地边走边说。
“这种潇洒真是不可思议！”当即那总督摇摇头，钻进了汽车。
总督一离开，与宋庆龄同行的保盟名誉司库法郎士教授再也忍不住了：“孙夫人，我必须说了，您一定要配一部汽车了。否则，连我这个司库也颜面无光。”
宋庆龄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一会儿，法郎土教授又开口道：“买车的事我下午就去办！”
这下宋庆龄严肃起来：“不，您没有权力这样做！”
第二天一早，一向只见人们紧张有序工作，却不大听得见高声说话的保盟总部，却传出了高声的争论。
“现在连逃难来香港的高级难民都有自己的私人汽车，而我们的孙夫人，堂堂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却没有车子，每天上班竟要在路上花费一二个小时，出去参加会议常要步行，这太不成样子了。这部车子我坚决主张买。这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不是要什么个人享受嘛！”
“我也同意，买一部汽车是光明正大的事，任何人不会说什么的。比起某些政府要员来，保盟的人员已经最廉洁了。”
“是啊，我们都是志愿服务者，绝大多数人不从保盟领一分钱的工资。难道为了工作需要，买部车子还会有人说什么吗？”
“当然，买了车子也不是只为了宋主席。可以算作工作用车，谁有事谁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几乎是众口一辞了，那还争什么呢？然而就在这时，宋庆龄那清丽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虽不高，却是斩钉截铁一般：
“不行！保盟的钱只能直接用于抗日大业，其他的项目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这……买了车子工作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这并不矛盾啊！”
“不行！”宋庆龄仍然没有一点松动的口气。
此时一直沉默的贝特兰慢悠悠地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