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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
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以家在北平，向校长戴季陶提出辞职。戴季陶极力挽留，说：“我们这辈人，象树木一样，只能斫作柴烧了。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矮小的树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矮小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顾颉刚大受感动，收回了辞呈，并表态要“留中大几年”。不过，他回了趟北平，结果，“开了我的书箱，理了我的旧稿，我实在不忍再走了”，于是食言而肥。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属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记：陈蕴珍（萧珊）曾问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西南联大王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有人从小就使用梁实秋编的英文字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说：“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学生请教“格”和“律”的异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便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
吴世昌先生曾回忆十来岁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旧书没有标点，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么也看不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问：“六是什么？”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国王。”“毕是什么？”“毕是完了。”“六王毕呢？连起来讲。”答：“六个国王完了。”“这不对了，怎么会不懂呢？”哥哥鼓励他。这样一问一答，只有“兀”字实在不懂，哥哥说是“光秃秃”。他问：“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自己想想看。”“没有树了。”“树到哪里去了？”“砍了？”“砍下来干什么？”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宫了。”这一下全懂了。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黄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带领下，十分不情愿地磕头拜黄为师。黄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这指的是黄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杨伯峻心结顿解，从此拜服。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冯玉祥在常德时，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陈尚君是朱东润的关门弟子，曾务农八年，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记忆力超群，博览典籍，在文学史料的补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12000多篇，较之前辈学人如逯钦立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看完这篇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郑天挺回忆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