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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评语曾传遍世界。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公开征引张的这十六字。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接班”问题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热点，许多人都认为蒋经国会把江山传给蒋家第三代，延续家天下的传统。对此，蒋经国明确指出：“总统继承制的问题，这一些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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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爱国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因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龙江协助办理外交事宜，当时俄国修筑北满铁路，在未知会中国官方的情况下，准备将火车开入中国。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横卧在铁轨上，安静地等待火车的到来。俄国人为之气馁，于是停止开入火车。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极其成功的演说，成功宣传了中国军民独立抗战的伟大精神，虽为求援却正大光明，毫无乞怜之态。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他的演说令无数美国人倾倒，信件像雪片一样地飞到国会和政府，要求尽快支援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道：“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