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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留着辫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改穿洋装了。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钱满素在《爱默生与中国》中写道：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头脑之中，没有观念上的革命，社会革命将不过和波浪一样——只是水面震荡，水下依然如故。
梁启超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故无从判断其真正价值。
二十、战事
曾国荃与左宗棠晚年相见，左问曾：“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答：“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八国联军进京后，将北京分为八个防区。彭诒孙家在美军的防区内，遭到了美军的入室抢劫。彭愤怒地跑到美军军营去理论，美军自觉理亏，次日便张贴告示：中国商民可以预备胭脂水或煤油，若有兵丁进门骚扰，即将其洒在对方身上，痕迹显然，拭之不灭，以便究办。
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不惜万金购买战舰，如购自英国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炮舰，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铁甲”巨舰，以及后来购自英、德的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等巡洋舰，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北洋水师的实力名列世界第八，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强，战斗力超过了英国的远东舰队。李鸿章仍觉得舰速太慢，乃决定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购买当时世界上最为快速的巡洋舰。但是朝野内外都认为他花费太巨，于是众口铄金，购舰之议终于作罢。后来这艘巡洋舰被日本买去，号曰“吉野”，在甲午海战中将北洋水师冲得落花流水。再后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偿2亿6千万两白银，这些钱用来买多少艘巡洋舰都够了！所以梁启超指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试问焉能不败？
慈禧为过自己的六十大寿，不惜耗费重金扩建颐和园，为此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致使早被李鸿章看中的最新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而为了买这艘吉野舰，明治天皇的皇后连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
梁启超对李鸿章评价颇高，但他同时也指出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只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甲午战后不久，恭亲王奕訢病逝。弥留之际，慈禧派人去问谁可接任，曾主动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亲王摇头道：“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其意在责怪翁同龢一力主战，而当时的中国确是不可战而战。
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式陆军，受到保守派的猜忌和攻击，他的上司荣禄便欲杀之而夺其军。但荣禄在小站检阅了袁的部队后，深为其军容齐整、器械精良所感动，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现代化的本国军队。荣禄因此将袁世凯视为练兵奇才，不仅不予加害，反而引为心腹。
北伐军攻陷武昌，生擒守将刘玉春。刘玉春对记者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无愧于玉帅（吴佩孚），惟愧对百姓耳。我虽大开汉阳门，然难民太多，每日出城者不过两千人而已，且争挤溺死者不计其数，实可悯哉。我情知不能守，所以守者为报玉帅也。玉帅主张或有斟酌处，然其人格高尚，且厚待我。我既殃民当死，纵千刀万剐可也。”国民军感其忠勇，释之。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刘戡同何应钦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洒了一地，何没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对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就走了。何对留下来的符昭骞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1933年，陈济棠拒绝蒋介石调兵赴赣剿共，他宣称：“不要说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去江西剿共。”
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枪口朝外，不可对内》，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廷黼马上在《独立评论》作出答复，认为仓促对日作战必将导致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说：“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将军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自忠将军在，乃增援反扑，务期要消灭张将军所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晨战斗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仍率残部死据城南一角，决意死战。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中说：“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孙当即泪如雨下。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起意“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敌各4万多、4万余、5万多的胜利。薛岳受到蒋介石嘉奖，美国总统杜鲁门为薛岳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1946年7月，梁漱溟赴上海拜访了周恩来，力劝共产党重返谈判桌，周恩来似乎被他说动。梁漱溟满意地乘火车回南京，不料次日清晨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