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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因写《新人口论》而受批斗。全国围攻之时，马寅初的牛脾气又起来了，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几十年后，果然证明他是对的。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
张百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对北大而言，功劳决不在蔡元培之下。张一上任即邀请吴汝纶任总教习，三顾茅庐，吴仍拒绝，张竟当场跪下，直到吴答应方罢。但吴汝纶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刚从日本回国就去世了，真称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在校长任上时，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树铮的掣肘，财力时难为继。蒋便召集学生训话：“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幸亏抢救得时，悲剧得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文化界如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傅斯年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三、传道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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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曾经教授记忆之法，谓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惟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陈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