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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雷震在狱中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在总结一生长寿之道时，施蛰存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张学良90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吴晗曾说：文化的发扬广大，往往是由于积累。一时一地的文化很少是突然而来，突然而灭。故在中国史上，文化的发煌与消灭，也很少与朝代的兴亡同一起讫……须知文化史家的任务，是在探求历史演化的法则，精密地指出新旧嬗递的痕迹。
贾植芳在《狱里狱外》的自序中说：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陈寅恪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九、文学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特别喜欢读小说，他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各种文字的小说。
张之洞禁其子弟读《世说新语》，他说：“恐未得其隽永，先学其简傲！”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针对新文学运动以西方为标准的做法，严复严肃地指出：“西方改革者是以口语适应书面语，而中国的改革者却试图以书面语适应口语。”辜鸿铭则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学衡派以文言文反驳新文学运动，不免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新文学作家们甚至不屑于与他们争论。如鲁迅就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胡适则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蓦地，他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
鲁迅在答《北斗杂志》如何创作小说时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从不以为在上海“亭子间”的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学生创办了“新中国”文学社，请鲁迅撰稿。鲁迅鼓励他们自己创作，学生表示了对销路的忧虑，鲁迅说：“这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销路就会好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