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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领域36年的历练也为潘基文带来较高声望。前总统顾问张成旻说，潘基文精通英语、法语，并且熟悉德语和日语，言谈温和、举止谦逊的风格使他在外交通商部非常受欢迎，也很难从他身上找到问题。张成旻这样形容潘基文：“你难以找到一个真正讨厌他的人。”
在工作上，潘基文一丝不苟，下属向他汇报工作时，如果有含糊其词或者错误的地方，潘基文都会立即指出，但绝不严辞呵责，而是用和缓的语气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虽然潘基文对工作要求很高，但与他相处的官员都没有怨言，潘基文得到了很好的口碑。
潘基文精力充沛，经常工作到凌晨，周末也不休息，而且中午不睡午觉。曾经有记者问他，平时没有时间运动的他是如何保持健康的，潘基文说，工作就是锻炼，合理安排工作，一样对身体健康有利。
对于事业的太多投入也使潘基文难以同时顾及家庭。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始终把事业置于个人事务之上。2005年5月24日，他为女儿举行婚礼，只有寥寥几位熟人到场，除少数高级官员的祝贺花环，婚礼现场完全见不到高官家庭婚丧嫁娶常见的“客人排队”现象，这在十分看重上下级关系和社交礼仪的韩国极其罕见。
他还郑重贴上了“不收红包”的条幅。有人开玩笑说：“潘外长平时参加别人的红白喜事，都给红包，自己却不要，岂不是损失很大 ？”
婚礼选定的场所同时还在举行“政府革新世界论坛开幕式”。把结婚典礼的场所选在这里，是潘基文的主意，因为这可以让他只要在不同楼层穿梭，就能既参加会议，同时尽为人父的义务。他婚礼前一个小时才赶到，作为女方家长迎接宾客。
“我对自己的家人感到很抱歉，但首先干好自己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即使我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有1个儿子、2个女儿的潘基文在一所韩国高中演讲时说，“外交官在海外享有不少特权及豁免权，因此也有无穷的职责。”
而他的妻子柳淳泽也非常体谅和支持丈夫。柳淳泽出生于一个非常传统的韩国家庭。结婚之前，柳淳泽的母亲经常告诉她：“一个大男人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回到家里，只有两种情况：没有职业或者生病了。所以你丈夫晚归时，千万不要唠叨。”母亲的这段话深深地影响了柳淳泽。
潘基文进入韩国外交通商部后，经常早上5点半就要到官邸候命，晚上因为忙于应酬，回家时也经常是深更半夜，根本没时间照顾家人。不过，温柔贤惠的柳淳泽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而是默默地照顾着整个家庭。由于工作需要，潘基文经常出国访问，柳淳泽陪同出访时，一般都静静站在丈夫身后，她并没有太多动作，然而却没有人能忽视她的存在。
柳淳泽的厨艺水平不错，她经常亲自下厨，为丈夫和朋友们做拿手菜，借此增进感情。2006年5月，安南访问韩国时特别到潘基文家做客，想亲自考察一下接班人。为了营造温馨气氛，女主人柳淳泽亲自下厨，打造了一桌丰盛的晚宴，让安南夫妇赞不绝口。
潘基文曾多次感慨地说，正是有了妻子的支持，他才能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
美国专栏作家汤姆·普雷特如此形容潘基文： “这个职业外交官准备充分，非常熟悉业务，比韩国外交部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目标明确，通多国语言，包括英语。从新加坡到东京，从非洲到拉美，他都深受外交同行喜爱，和中国、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员相处融洽。美国国务卿赖斯多次表示，她喜欢和潘基文待在一起。并非所有亚洲外交官都能入她的眼。此外，他是个好人。”
潘基文在他人眼中是天生的外交官。他谈吐温文，总有办法避免跟人家结怨。韩国官员通常都难免跟议员争论得面红耳赤，惟潘基文甚少涉及骂战。然而潘基文虽然以温和著称，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却也毫不妥协地坚持立场，事实上他既要处理贸易谈判，也要处理朝鲜核危机等棘手问题，绝非个性软弱者能胜任，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上，潘基文领导下的韩国外交政策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韩国媒体评论说，在潘基文任内，韩国多次拒绝美国公开谴责朝鲜人权记录的要求，并在美国态度有所保留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合作关系。
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曾谈到90年代中，他同潘基文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共事的情况，认为潘基文是一个既灵活又坚定、处事温和、公正的外交家，而且还带有一点人情味。
王嵎生回忆说，1994年，APEC领导人茂物会议制定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要求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任务。1995年，APEC制定“大阪行动议程”时，成员间最大的分歧是，这两个时间表是否具有“约束性”和“全面性”，是否允许必要的“灵活性”。美加澳等发达成员坚持前者；中日韩等成员由于农产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则坚持后者。大阪领导人会议前夕，日本考虑到东道主地位，态度暧昧，退居幕后。但韩国态度坚决。
潘基文私下告诉王嵎生，在农产品问题上，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能顶住，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重要利益，造成国内动乱，总理被迫辞职。这次金泳三总统亲自指示，必须坚持保有“灵活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潘基文还说，必要的“灵活性”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妥协，并希望中国鼎力相助。当时中国同韩国的处境和立场十分相似，因此中方自然完全赞成他的主张。
中韩两位APEC高官约定，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
由于潘基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向美加澳等成员晓以利害，并在施加适度压力的同时，做出一些技术性的妥协，最后终于达成各方基本上都可接受的案文。序言中写明，所有成员都要按期全面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又在具体条文中规定，在处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允许有“灵活性”。
这个难题的顺利解决，是潘基文外交经验与智慧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既坚定又灵活，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照顾了发达成员的立场。
由于办事得力，争取“灵活性”有功，潘基文不久便荣升总统府典礼官，成为金泳三总统身边的得力助手。
王嵎生说，潘基文有时也很
幽默。在他访问韩国期间，他祝潘基文荣升要职，潘基文却开玩笑说，现在“更辛苦了”：每天早晨上班时，见到部长，他都得点头鞠躬，弄得脖子都酸了；不过也有点“回报”和安慰，过后部长们要想见总统，或者要急送文件，不得不亲自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点头鞠躬。
在幽默中潘基文透露了他的实际身份和地位。潘基文有时候也会流露出自己平民化的一面。2005年在老挝出席东盟会议后，很多外交官员立即归国，他却抽空在首都万象漫步，到小摊上买新鲜果汁，与当地百姓闲谈。
现任中韩友协副会长的张庭延在1992～1998年，曾出任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大约十年前，我在汉城任职时，第一次见到潘基文。当时他才从韩国驻美国使馆公使职务上调回，出任韩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约见他，是受命就一个棘手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
“那几年，每年上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例会时，美国都要带头提出‘涉华’提案，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并企图在会上通过。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提出反提案，与之针锋相对。于是中美双方为此大力展开拉票活动，力争一旦进行表决，能使本方提案获得通过。当然，那几年，为了避免更尖锐的对抗，中国每次都采取灵活的做法，在诉诸表决之前提出不表决动议并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打消了美国的企图。
“我当时约见潘基文，正是中国处于拉票活动期间，目的是说明中国人权问题的状况，争取韩方的理解和支持。当然我也知道，此事涉及对于韩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韩美关系，而中韩建交时间又不长，韩国处理这一问题可能十分费斟酌。但是，我还是要努力做对方的工作。
“潘基文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我。屋内一边是他的办公桌，另一边是围成圆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