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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不怕人不管，而是怕换着人管。
南勇此人城府深，手段狠，但管国家队大牌有其心得（此处不讨论这些心得是否科学），但谢亚龙见国家队成绩好时，就去管国家队，调整南去国奥队。有一段见杜伊打得不错，又跑回来管国奥队。为了制衡南勇在国字号的根基，专门缔造了“队委会”，队委会其实就是太监监军，最终闹出男领队向女足姑娘扔牙签这类的事情。国字号、女足全线溃败。
还是说到假赌黑，南勇最后又去管联赛去了，但已为爱福克斯弄得夹紧尾巴，也鸵鸟了。偶尔管管国字号，谢亚龙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豪赌奥运，包括在杜伊福拉多之间的是是非非，从不参言。当年的鳌拜，已是“熬败”。
现在补充一个事实：当初签下爱福克斯时，谢亚龙就看出这件事不太对劲，所以他没签字，却让南勇签，南勇正为中超裸奔焦头烂额，听到每年600万欧元，饥不择食扑上去，上钩了。
这就是谢、南争斗史，也是官场现形史。还没有完，因为谢亚龙走后，南勇还没什么实质性动作，一个叫崔大林的人又要来了。
人说，谢天谢地谢亚龙，崔牛崔马崔大林。此人当初是跟谢亚龙一起办掉“马家军”的，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曾有提及，在之前南北分区也有提级，他是把中国足球变回专业体制的大力鼓吹者，恨不得就变成朝鲜那样，上网搜索崔大林与朝鲜足球，一定会得到很多条结果。所以每每朝鲜足球取得好成绩时，他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
因为这样好管理，也不用怕假赌黑，不用再担心国家队与联赛时间冲突，甚至不怕中超裸奔。被动裸，是没钱；主动裸，是风格。
崔大林至本书截稿时还未正式入主中国足协主席，如果是，将是职业化以来第二位正职主席，未知是“专正”还是“业正”，这次倒希望他是“业正”，因为“专正”的话，就“专政”了；还有一说是肖天，此人无须多说，原安徽省击剑队队员，管过冬季冰上项目，也是个外行。对于假赌黑现象倒有一个参照：在回应全运跳水金牌内定丑闻时，因不满外界质疑，竟连爆三次粗口。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不关你事。
在中国足协主席们与假赌黑这部分故事将要结束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还没写：年维泗主席，其实他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身份，那就是2005年曾作为西藏足球队名誉顾问，那支队当时的总经理就是王珀，那一年年维泗还专门到现场为王珀助战，同去助阵的还有足球名宿，戚务生曾经的好友，王立仁。
《体坛周报》为此以饱含深情的笔调赞扬了王珀此举。
对于请来年老，西藏队老总王珀用如此的解释对抗外界的种种猜测，他说：“我们请年老爷子出山担任名誉顾问，绝不是为了让年老来做什么场外工作！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别人来做我们的工作，我容不得纯净的西藏队出现任何被外界污染的情况发生。”王珀义正辞严：“早在首场比赛前，外面就流言蜚语，说我们的某某球员被某某对手搞掂，说某某裁判被搞掂，有德高望重的年老坐在看台上，我想，这些传说中的主角不敢随便在他老人家头上动土吧？”前所未有的升级重压，并没让藏族球员受到足球以外的干扰，他们的心灵，依然如雪山圣湖般纯净。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后事是：《足球》率先披露王珀打假赌球，王珀为正视听奋起还击，赢得官司。《体坛周报》为此特别跟踪报道：也许是出于对西藏足球的热爱，王珀决定用赢得官司的钱建一所足球学校。他说得很真诚，只要是谈到西藏，他身上的张狂劲再也找寻不见。
而败诉的《足球》赔偿人民币5万元。
》》》那些老板们
郁知非、徐泽宪、朱骏，新上海滩三位大亨，都是因足球而名声大噪，一跃成为这座城市的宠儿，结局分别是锒铛入狱、远走他乡、惹上官司，命运不过如此。
一、上海三大亨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郁知非、徐泽宪、朱骏。
1890年，22岁的黄金荣当上法租界巡捕的时候，12岁的张啸林还在慈溪山林里玩泥巴打架，3岁的杜月笙正在尿床。
整整百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郁知非正好生产出了30万台洗衣机，把一个叫“三灵”的弄堂小厂办到年产值1。3亿元，荣膺“上海市劳模”；当年的养猪小兵徐泽宪，正好升为成都军区某部宣传干事，文如泉涌，一晚上能帮领导写7个发言稿。这一年，小屁孩朱骏刚刚离开上海交大机械系，穷极无聊在黄浦江边乱晃，琢磨着是否该去美国混混。
又过了3年，朱骏果然去了美国，这是他发财的第一步，但与正在美国开会的郁知非擦肩而过，当时郁知非接到陈良宇秘书的一个电话，让他火速回到上海接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赞助足球队，请大家注意，这个电话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否则日后就不会锒铛入狱。而此时，已转业到中国远洋的徐泽宪，正在大海上颠簸，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枯燥无比时，就拉拉二胡，这一年他一直在想，结束这种生活，回到陆地上去。这个念头由一根杂草变成参天大树，让徐泽宪寝食不安。两年后他终于回到地面，并开始做着和土地密不可分的事情。
三个好赌之人的命运，由此交错。
也许类比才能出现命运，正如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江湖辈分，郁知非、徐泽宪、朱骏是上海足坛依次流转的三大头目，把衣钵和是非接力得风生水起。话说1993年，郁知非在某个弄堂里的一个小饭馆跟徐根宝吃了两碗馄饨后，就确定下来以“申花”为名赞助足球队，一年100万（也有人说只有80万）。当时两个人一边数着馄饨的个数，一边还为胜一场到底奖励多少争论了一下，次年申花惊艳甲A，徐根宝后悔不迭，“太便宜你了，早知道胜一场球就奖励5万元了。”
当初的弄堂小厂已是年利税一千多万，成为黄浦区第一大集体所有制企业。郁知非甚至还名动全国，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上海有钱的企业太多，根本轮不到郁知非。
其实这段“姻缘”有政治撮合的味道，早在1987年，时任黄浦区区长的陈良宇多次带领国外嘉宾去三灵电器参观，这层关系，让企业家郁知非开始结缘足球，到1993年全国都在足球职业化，已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希望上海能够先行一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郁知非。
这也显示了郁知非非凡的政治嗅觉，早在黑龙江插队的时候他就明白，必须听领导的，但怎么去明白领导想什么，就是一场赌局。为此他还在一轮政治斗争中遭到调查是否有加入“牛马羊集团”（也就是吹牛、拍马、装小绵羊）。他的善解人意得到回报，赞助足球队后还特地把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请到上海申花俱乐部担任副总，由此，领导的心事他更掌握得丝丝入扣。
就像当初“三灵”小厂决定以生产洗衣机为主业是郁知非的一次赌博，入主申花也是他的一次赌博，不过都赢了。他觉得听领导的话很划算，决心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1995年，申花俱乐部建设甲A第一个党支部，是“把党支部设到连部”的具体实施，然后这一年勇夺冠军，之后虽然没有再得联赛冠军，但郁知非因为陈维力的原因熟知其父陈良宇的动作，结识了很多上海高层领导。一个小厂厂长，终于成为大上海红人。
正如当年黄金荣，一个腿脚麻利、善解人意的22岁青年，因为和法租界关系熟络，还接济过落魄的蒋介石，终于打通官场任督二脉，平步青云。在旧上海的三位大亨中，黄金荣以跟上层元老关系交好著称，相对而言他不像张啸林那样打打杀杀，也没有杜月笙那样古灵精怪，他是最传统的混世界的大佬，即使看到当年的门生杜月笙后来居上，心中不甘，却也喟然接受，因为他知道世事不可逆转。
2002年郁知非有过一段小低潮，新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文广集团介入了，迫使申花易帜，郁知非心有不甘，但多年来作为领导乖孩子的他说得幽怨而得体：“我是国家干部，如果领导让我干，就是10年，也要干下去，如果领导不让我干，我自己想干又有什么用？”
和黄金荣在1920年再次成为“三鑫”商会的老大一样，命运再次垂青郁知非，很快就是上海赛车场，郁知非再次施展了商业运作的才能：他斥巨资买下F1电视转播权却免费提供给央视，为的是迅速普及这项运动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的认知度；他发现两支著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