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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看着身边整整50万字的文件，徐明疲倦地对张海说：“张海啊，其实这中国的联系也就是你、我之间的争斗，但我们俩宁在新体制下做降级队伍，也不做旧体制下的冠军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太没意思了。”张海也疲倦地对徐明说：“你拿了三个冠军，我一个也没拿过，我进入足球圈就是想拿冠军，但我现在不想拿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拿没意思。”
于是，两人相视一笑：“都说我们是革命派，其实我们不是来革命的，而是来求阎主席救我们一命的，真的，投资足球已让我们活不下去了，现在，真是连死的心都有……”
用足球圈的人来比较，徐明太像中国的阿布，而张海则更像曼联的格雷泽尔。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足球潜在的意义，殊途同归地走到了一起。
徐明21岁开始创业，10年间率领实德进行了两次成功转型，到2003年，实德集团的净资产近60亿，营业收入达52亿元。而徐明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身家达26亿元。2004年，徐明更上层楼，在即将发布的《2004胡润强势榜》十强榜单中占据一席。很多人都曾传说徐明是温家宝的女婿，徐明对此笑而不答，不知道是故作神秘，还是这传说根本就是他让人传播的。
做生意的人需要一些玄乎的马甲，在这一点上，徐、张两人又是异曲同工。
1999年实德开始参与大连足球，2000年，王健林把大连万达俱乐部正式转手给徐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徐明便旗帜鲜明地放下一句话：“谁都说足球不好搞，搞足球赚不了钱，今后有哪个老板不想搞了，第一个通知我，我来买。”
此语气壮山河，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徐明最初整合资源的思维。当时正是实德集团在大连迅速发展的阶段。建材工业是实德集团赖以发家的主业，在2002年5月，大连实德集团为适应全国化学建材市场的需求，在把大连化学建材工业园做强做大的同时，在成都、嘉兴、天津、珠海建设化学建材工业园，形成了五大生产基地。而2002年，正是实德买下川队，以四川大河名义征战甲A的时候。当时徐明利用足球打开了西南建材市场，建成成都化学建材工业园，完成建材产业布局。2003年实德则把“实德二队”赛德隆变成珠海安平，为珠海的工业园“助威”。就在G7革命流产后，徐明仍然第一时间赶到重庆，一方面与政府商谈共建石化项目，另一方面，也约见了当时心生退意的力帆俱乐部老板尹明善。生年属鼠的徐明绝不猥琐，想象中就像曹操，把自己的产业园和足球队，当成80万水军，铁锁横江。
徐明和张海的不期而遇，是两位造系者思想结合的契机。如果G7所提介的“职业联盟”得以实现，那么徐、张两人将是“实业挂帅，资本开路”的美好组合，也许某一天他们会分道扬镳，但他们为足球赋予的纯行政体制之外的思路，未必不是一次可资借鉴的尝试。
四、土崩瓦解的革命阵营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胡耀邦总书记接见体委主任李梦华，并叫上刚刚获得奥运冠军、并已夺得五连冠的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其间，胡耀邦特意提到，小袁不错。不久组织部来人找袁伟民谈话，不久，袁伟民从副处级干部连升四级，成为体委副主任。
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传奇，就像当年胡耀邦也曾在深圳蛇口接见炮兵团长袁庚，开始了蛇口开发区一段辉煌的历史，新中国神奇的经济发展史中遍布着这样的故事。但于中国体育而言，只有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才会出现袁伟民的神话，但却成为绝唱。至于足球，早到贺龙以下，就不可能再放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加以对待，这注定了一套一成不变的框架，死死地封闭了所有改变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想象，哪位国家领导看到大连足球搞得好，随口说一声，让小徐来当足协主席吧。这意味着，足球管理足球，首先必须守住既得利益，并且封杀所有可能危及既得利益的改革派，在某种情况下，出于“活水养鱼”的原理，甚至可以允许适度的交易。证监会不可能不知道股市里存在着无数的“操盘手”，但杀与不杀，视大小程度而定。
徐明和张海，就是在谋求最大的可能性。他们的胃口，他们的见识，都注定他们不会满足于一般的小打小闹。造系，是他们的手段，如果情况理想，职业联盟得以成立，就意味着资本的话语权得到体现，G7就是欧洲足球的G14，可以在公开的层面上推行足球的产业化，这是上策。如果状况糟糕，足协管理体制雷打不动，那么实德系加上张海系，再辅以时日，就是中国联赛中最大的“地下操盘手”，聚合度越高，就预示着利益最大化。
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明面上讲，职业联盟是对足协权力的挑战，中国足协以行业协会之名担行政管理之责，至少在现阶段，还没有看到退化为英足总的迹象；暗地里说，如果小系并成大系，就是大到足以跟证监会抗衡的操盘手，是另一个来自民间的中国足协，那还了得？
当年，足协联赛部主任马成荃曾经几赴成都，查找徐明制造关联关系的材料，最后真扛回来一麻袋证据。但现在看来，这一麻袋证据其实只是为了让事情办得更讲究程度一些，缺了这一麻袋，难道足协就没有别的办法？讲理，是因为还有兴趣跟你讲理，就像G7革命最后的结局，阎世铎满脸微笑听代表们念完了几万字的演讲稿，听到酣入，阎主席突然变脸，一拍桌子：“你们把中国足协的权威置于何处？”然后一帮人无语，散会，走人。
轰轰烈烈的G7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代表了某种先进思想的斗争性，但徐明、张海等人天生的趋利性，也必然使自己成为一种专制体制下的黑色幽默。G7革命毕竟暴露了他们的行藏，如果不是当初这些人怀抱着让理想登堂入室的冲动，而是以自己比足协高明得多的市场嗅觉和资本手腕，暗度陈仓，不知道又会是一番怎样的风景？
纵观国际足球的发展史，大都在结束了小作坊、小乡镇的原始模式后，便迅速进入以大资本为核心的产业化阶段，但中国足球特有的行政色彩，有力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徐明、张海这些如同苏秦、张仪一般的“大纵横家”，也被彻底剥夺了话语空间。之后，张海被抓、徐泽宪淡出、徐明全面收缩战线，昭示着一个阵营的土崩瓦解。再之后，专心经营世界杯出线的阎世铎完成了历史使命，交出了接力棒，专心经营奥运成绩的谢亚龙走上前台。在两任行政干部统治的数年里，职业联赛仅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而存在，再也无人表达过对市场的渴望。
在一片肃杀当中，王珀、尤可为这些根植于传统足球土壤上的，小富即安的游击队，却像野草一样疯狂地生长。
》》》王珀、尤可为：操盘手的江湖
巴西老头来到成都，但被勒令只能待在酒店。卡洛斯心怀愤怒，但比愤怒更能让他安静的是恐惧。一个谎言深深地将他圈了进去。王珀说，不要以为中国有法律保护你，“我有能力让你在公海消失”。
操盘手的时代已经到来。
2008年，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宣布，飞车者将不再被称之为“飙车党”，而只是超速违章者。这个名字“太酷了”，不少青年甚至引以为荣。但这个操纵盘口的新职业听起来似乎更风光：操——盘——手。
G7思索，起事，斗争，失败……时不我与，足球的规模化经营进入低谷，不少俱乐部的投入都紧缩了。
而操盘手获得了更多生存空间，王珀、尤可为等人粉墨登场。从时间上而言，王珀比G7更早出道，2004年前后，操练成型的“经营模式”，让他笃信有了球队就有了一切。王珀拉起了一张大网，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此起步。一个固定寄身的球队，相当于一块可持续耕种的土地。原告，只有夺冠、降级等关键时期才能有做关系球的余地，同时在庄家那里借机发财，而现在，就算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因盘口的存在，也随时具备了敛财的功能。
一、王珀，羊吃狼和羊吃人
1955年出生的王珀属羊。2003年之前，大连人王珀很“温顺”。时不时会给大连老年球队甩一万两万，赞助他们到外地比赛。人们回忆，称他“打电话时总是在说，给我打个300万、500万，像是做大生意的”。
王珀是个聪明人，盘口到来，他立刻看到了球队的力量。他的欲望非常直接：要拥有一支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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