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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妄图在贫瘠边远地区建立独立王国。这有点像《风尘三侠》小说中所描写的虬髯公的思想，争不到中原皇帝，就宁愿到沿海小岛上去当土皇帝。
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并做出了攻打松潘的战役计划。松潘守敌为胡宗南部（约一个师），孤立无援，攻城虽不免有伤亡，但打下松潘，一、四方面军都可不经草地向北直上川甘边，可大大减少人员伤病。但张国焘怕胡宗南，而红一方面军自愿承担攻城任务，并决定统一归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指挥。命令已下达了，第二天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决定，他一个人坚决反对，不肯打。结果失去了战机，只好改绕毛儿盖地区大草地边上通过。
这是一片大沼泽地，“半天云雨半天晴，处处软泥处处坑；失足坑深不知底，无人无法助攀登。”不但这边天云雨雷电，那边晴天化日，而且顷刻之间这边天和那边天会互换过来。地上到处有陷坑，只有请人带路，沿一条小路可以前进。茫茫无际草地，我军只走了一个角，用了5天半，沿途看见用树的枝叶搭的棚子内，遗下许多病伤员；郭化若还看见一匹马陷进泥坑，一动不动，永远不会再起来了。
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红军总部于8月3日拟定迅速北上，进攻夏河流域，消灭蒋敌主力于洮河的战役计划。
规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3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两个军团组成，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2个主力军组成，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上。
党中央和干部团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进入巴西、阿西一带，等了10多天，到8月底了，左路军仍未赶上来，其实左路军走不多远，张国焘就借口前面有河不能徒涉，中央电复派工兵前往架桥，他仍拒绝北上，并擅自命令左路军全部南下，他还秘密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情况万分紧急，毛泽东当机立断，半夜从巴西出发，脱离险境，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大、干部团北上，沿包座河上游向东北方向行进。干部团驻扎在一座大喇嘛寺内，当天上午紧急集合出发，在路边休息待命。等到下午见周恩来满脸怒容走过来，对宋任穷说：“走，出发。”干部团立即跟着出发了。郭化若猜想可能中央又出了什么问题。部队通过了卡岗寺敌人的封锁线，翻过了两座山，连夜行军80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宿营。第二天继续北进，当爬上一个山坡时，有几个骑兵通讯员，边跑边喊：“陈昌浩政委命令，部队停止前 进！”开始没人理他，接着红大教育长李特（四方面军参谋长）高喊：“停止前进！”部队出现混乱，有的说：“陈昌浩算什么，这是周副主席命令走的。”这时李德和李特吵起来了，李德扭住李特要见毛泽东。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半山坡出现了，他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挥舞，高声喊道：“愿意跟党中央北上的跟着走，愿回去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会回来的。”原干部团的指战员高呼：“我们跟着毛主席前进！”原四方面军学员有的停下来了，其他同志继续前进。李德松开了手，李特气势汹汹地走到毛泽东跟前，用质问口气说：“没有总司令的命令，你们为什么还要走？”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李特又对正在行进的部队大肆煽动说：“北上是右倾逃跑，你们应该停止前进，不要上当。”原干部团的同志都骂他“放臭屁！”
郭化若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他过去，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红四方面军的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郭化若知道这是张国焘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时候，毛泽东将这封信交给他转交，这是对他的信任，并没把他当“托派”。他说坚决完成任务。原四方面军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大家脸上表情很简单，默默不语走着。约莫个把钟头过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的队伍走过来，郭化若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把信拿出来，工兵营长听说是毛主席叫转交的，立正用双手捧过去。后来郭化若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讨论了北上的战略方针，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机智英勇地夺取了腊子口，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然后攻占榜罗镇，翻越六盘山，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我军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二、毛泽东重视办抗日学校
郭化若回忆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时期。
1936年以后，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延安出现了一个大办抗日学校的新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大办抗日学校的新局面呢？
一是因为红军经过东征和西征，开辟了陕甘宁边区纵横800公里的新区，创造了比较稳固的抗日前进基地，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预计到全国抗战局面开展后，需要大量的干部；
二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干部队伍有了很大变化，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培养的大批干部经过长征数量大大减少，因而补充了大量的新干部；
三是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所犯右的和“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路线上都造成极大的危害，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批判与清理。
为了提高老干部，培训新干部，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开办各种政治、军事学校，组织干部坐下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清除“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依据形势发 展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重视大办抗日学校。这样，在延安，我党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等20余所学校，在环境艰苦、物资缺乏、战争频繁的历史条件下，为抗日战争培养各方面的人才。
1。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
郭化若长征前在“红大”任教，长征时在干部团。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大学。9月，张国焘搞分裂，四方面军南下，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又分开了。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整编改称陕甘支队，干部团编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转战到达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与陕北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郭化若任训练处长。1936年2月，中央决定原干部团的一部分教职学员与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组成红28军，作为“红军抗日先锋军”第3支队，由刘志丹（军长）、宋任穷（政委）率领，进行东征。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委由袁国平担任，校址在瓦窑堡。
当时郭化若对任训练处长是有想法的，“托派”帽子没有摘，连党员都不是，感到开展工作有困难，不如当一般教员。一天郭化若去找毛泽东，见他正在同周恩来商谈工作，他迈进门坎的腿又缩了回来。毛泽东像看出了郭化若的心事，叫住他说：“化若同志，你的历史问题 会弄清楚的，不要顾虑太多，去了要发挥你的作用。要注意总结点军事教育经验。”周恩来也说：“你是去办抗日的学校，很重要嘛，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听了主席和恩来的话，郭化若还有什么可说呢。
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军政学校培养军政人才，到达陕北后抓得更紧。1935年冬，我党领导了全国“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2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