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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咋样？”
“还行。”他微微点头，反问我这几天去哪了？
“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卖断了？咋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镜。
“这是改革，商量又咋样？谁让你在企业混了一辈子，离休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吧？”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乐乐呵呵的弥勒佛。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蠕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赶紧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把老骨头，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有人拉去烧了。年轻人咋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病友插话，老头老廖是靀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
“那你们几个咋办？”父亲问。
“嗨，您操那心干啥？您养您的病。我们不都好好的吗？姐姐开她的小餐馆，幺弟开他的出租车，我戳我的洞洞鱼（注：戳洞洞鱼，四川方言，指没规律的挣钱，通常指小钱。）。”我说。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娃子骗了三千块，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头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啥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啥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晓得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咋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照片，是一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咋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罗。”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一言不发。
忽然仪器发出嘟嘟声，护士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又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咋又来了？我咋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个橘子。
“咋啦？”父亲努力伸直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板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转眼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压。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冬娃子（即冬瓜）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啥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啥三十而立，古人寿命短，四十岁告老还乡五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含苞欲放。”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得意，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二老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啥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哧白咧地走了。
4
坦率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就像十九世纪的美国外交。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有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狂潮再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有开拓精神的。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考研，至少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且不擅长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还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智商实在不靠谱，跟电视上“幸运250”似的。十年前高考纯粹少不更事，屈服于社会偏见，害得我留下一人生污点。十年后又病机乱投医。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糟蹋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楞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TMD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屁民一个，老爸早靠边站，有戏吗？撤了吧，免不了忿忿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父母一天天老去——特别是老爸中风后医生私下坦诚，如遇复发随时有危险，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的，是触手可及又可嘎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连亚圣人也鼓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实在不想延续出个小戈海洋、小流氓无产阶级来？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比圣人说得更有人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傍晚，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脑子里一团糟。凉风轻佛，晚霞西沉，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光斑。远处明暗纠结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叹息一声，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凭栏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有些奇怪：“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稀罕。”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上茶后，我看着窗外的景致发呆。红彤彤的火烧云燃成一堆凌乱的暗红余烬。临江河堤上的茶座一字排开，少数有遮阳伞，其余躲在树下或裸露着，地上洒满垃圾。同样一杯茶，露天茶座价格不到茶楼三分之一。炎热、嘈杂和灰尘中，短衣短裤光着膀子汲着拖鞋的茶客，或东拉西扯东家长里短，或热火朝天搓着麻将斗着地主打着长叶子牌。在控制成本规避意义打发人生方面，咱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和行动力。我无意识地朝藤椅沙发上一躺，翘起二郎腿，猛然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