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抚鼓励下建立了一个火柴厂。1896年，王先谦、熊希龄和省内其他绅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资开辟一条旨在联系湖南湖北的轮船航线。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从政府得到一笔贷款开设宝善成公司。他们甚至向巡抚申请建造一条经过湖南将汉口和广州联结起来的铁路。③
当随后数年维新运动继续在工商界鼓励新的努力时，其他方面也在着手改革。首先，在长沙出现了组织乡勇的活动，并将一座地方书院改为新型的军事学堂，作为进一步军事改革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若干制度方面的革新，它们大部分是在黄遵宪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制订一项专门的官员训练计划，以便授予他们专业技能和时事知识。训练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员能在省内的维新运动中起带头作用。黄遵宪也起草了若干旨在改进司法程序和监狱制度的新章程。黄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卫局，它模仿他在日本和西方国家看见过的警察局。附属于保卫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目的不仅是处罚罪犯，而且也对地方社会的渣滓进行再教育。这两种机构都被打算用来改进传统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强地方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和秩序。然而，按照黄遵宪的计划，保卫局不完全是一个政府组织，而又是一项共同事业，由政府官员和绅士名流双方参加的管理机构来监督它的工作。①
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在这方面带头的是学政江标。在学校课程方面他强调新的西学的价值，主张在西学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方面保持平衡。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在府一级举行的各种考试中，除了传统的儒学题目之外，还要求加试世界时事的知识。这样就使《万国公报》、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物成为应试士子的必读书刊。
对新学的重视还导致江标在一所地方上的儒学堡垒——长沙的校经书院——进行修改课程的试验。他推荐在课程内设地理学、数学和外语这三门新学科目，来补充理学课程中的两门基本科目——经义和治事。②
江标还提出创办第一份湖南的报纸，在他赞助下该报在校经书院办了起来。从1897年春天开始，每十天出版一次，名为《湘学新报》或《湘学报》，它后来发展成为宣传维新运动和传播新知识的主要的地区性工具。
江标在1897年秋天辞职。他所进行的教育革新基本上没有越出自强运动的思想范围，但是在他离职时，文化和教育的改革已经在朝比较激进的方向发展了。
在这方面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是1897年秋天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的创立。该学堂是由绅士和省署共同发起的另一个项目。办校的建议和基金来自绅士方面，而学堂的提调和会办则由巡抚指派。这种新式学堂的出现显然受到当地人民普遍的热情关注，因为据说有多达四千名年青人来到长沙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结果第一年只有四十人被录取入学。
虽然该校的格调企图鲜明地摆脱传统书院的影响，但它的课程基本上是被安排得四平八稳的。西学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学、历史直至法律学和政治学，但同时又有大量儒家经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事实上，在宣布该校入学考试的公告中，巡抚陈宝箴仍然强调中学为主是教育的指导原则。因此，在最初规划时，该校仍然不过是另一个自强运动的事业。
然而，当选择国学部分的教员时，学校开始表现出激进的性质。经过黄遵宪的又一次推荐，梁启超被聘为总教习。其他三名广州青年学者叶觉迈、韩文举和欧榘甲被聘为梁氏的助理，他们全都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和他的助理们在1897年秋到达长沙。
那一年引人注意的事情是，在湖南又有一批思想上同情梁党的人物崭露头角。该年春天，年青的湖南学者唐才常担任《湘学报》主笔，他是西学和今文学派的热情的学者。秋末，唐才常的密友谭嗣同从南京回来，也投身于维新运动。在梁启超到达长沙在新办学校担任教职后，唐、谭协助他向学生讲课。与此同时，著名的湖南今文学派学者皮锡瑞也从江西回来支持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必须记住，这些人之云集湖南，正是在康有为今文学的一位热情拥护者徐仁铸继江标任学政之际。①人文在湖南荟萃，必将使这里的维新运动局面一新。
新局面是从梁启超及其助手们在时务学堂讲课开始的。为了符合他所强调的政学至上的观点，梁氏的讲课主要是依据西方的民权和平等这样一些政治思想对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阐发。梁启超不但通过讲课，而且通过在要求学生定期交来的札记上写评语的办法，试图向学生灌输这种政治激进主义。评语中的一个主旨是将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说成是道德沦丧和政治上巧取豪夺的可耻记录。
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们不但尝试在校内学生中间宣传这些激进的思想，而且通过秘密重印和散发数以千计的黄宗羲在十七世纪所写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明夷待访录》一书的节本（有梁和他的友人们的评注），企图向校外传播这些思想。
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们的政治激进主义还含有排满种族主义的鲜明色彩。在他为学生札记所写的评语中，有时直言不讳地提到悬为严禁而不许涉及的事实，即在十七世纪征服中国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可怕的屠杀暴行。而且，他和同事们还传印和散发了成千本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这是据说有关满人在扬州所犯暴行的惊人的、但禁止传播的记述。就做这件事而言，维新派和同时代的革命派事实上很难加以区别，因为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自己撰写的革命小册子出版以前若干年内，这种反满记述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是被他们用来作为主要宣传品的。
梁启超的激进政治态度在一次大胆的上书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紧接着1897年冬天德国占领胶州之后他向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果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独立。这个建议反映了梁启超对清廷的愤慨，因为这个政府在面对威胁要瓜分中国的外国列强的侵略时，表现得愚昧无能。梁氏坚持，如果不能推动中央政府去实行变法维新，那么，阻止外国列强征服中国的唯一途径是效法日本德川后期萨摩和长州的榜样，和中央政府分离。
梁氏引证日本的经验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他来到湖南参加维新运动时念念不忘萨摩和长州的榜样。在一篇发表于《湘报》的文章中，他公开鼓动湖南绅士应学习日本德川晚期的经验。梁氏注意到，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由于首先在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四处封建领地成功地实现了变革，然后推广到日本其余地方。由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经验对它来说极有借鉴意义。梁氏强调说，按照日本的榜样，首先应限制在数省范围内实现变革，然后在全国推行。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湖南的环境在当时最适合这种地区性的维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湖南人甚至应考虑采取脱离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可能性。梁氏显然从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训：地方自治可以用来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服务。张
这些革命思想的宣传，立刻在这所新学堂中造成了有助于维新运动激进化的政治气氛。当1897年冬天南学会成立时，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这时维新集团似乎已分成两派：激进派与保守…温和派。新学会的领袖们，除了少数省署中表示同情的官员之外，大多数是在较晚时期参加维新运动的那些年青的广东和湖南的士大夫。引人注意的是，参加者名单中没有那些迄今与维新运动中重大工艺革新有关的地方士大夫的名字，如王先谦和张祖同。因此，南学会不同于开明的地方官员与温和的维新派绅士共同创办的时务学堂，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维新派士大夫中的激进派在某些省级官员的支持下创立的。
根据这些激进的青年维新人士的设想，南学会在促进省内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应比时务学堂更为重要。他们之所以重视南学会，是因为他们认为，总的说来，学会的重要职能就是教育和组织绅士。简言之，南学会被看作是在湖南和其他南方省分增进绅权的一个必需的工具。后一目的现在在激进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因为第一，绅权被看成逐步达到民众参政和取得主权的必不可少的踏脚石。第二，鉴于绅士在中国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增进绅权也被视为使�